按說李國文也真不容易，實現這個誓言何其艱難？一是需要境界，有的人自己走了背運，就詛咒別人也倒黴，所謂“我得不到的你們也甭想得到”。二是需要實力，當年的右派都是被人睬在腳下的人下之人，你個小右派還膽敢做作家夢？野心不小哇！幸虧李國文心中的文學之火始終熊熊燃燒著，他始終也沒有放棄讀書和寫東西練筆。不讓讀別的書，就讀讓讀的《紅樓夢》，賈寶玉、劉姥姥和十二釵們，一直跟著他修完了貴昆鐵路、湘黔鐵路和枝柳鐵路，最後他對《紅》熟悉到隨便說一段詩詞都能背下來的程度。不讓寫東西就偷偷寫，然後化個假名寄往編輯部，就這樣也悄悄地發了幾篇，過了好幾把文學癮——誰知有一次就壞了事，他化名發表的一篇小說被某當權人物看到，說是寫得好，派人查找作者，準備委以重用，結果一內查外調，發現了他的真實身份，“好家夥，右派分子都混到我們無產階級文學陣地來了，這還了得！”李國文狠挨了一頓批，之後，再不許他投稿。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直到新時期文學的春天蒞臨。
此時恰當其時。1976年“文革”結束前後那一段時間，“形勢”不那麼緊張時，李國文請病假回到了北京，外麵天下大亂，他得以躲進自家小樓，讀書。這時他的條件可真好，頭上沒人“專政”了不說，劉老師所在的鐵路文工團圖書館，又剛剛購進了一套嶄新的《二十四史》，根本沒人看，劉老師就近水樓台先得月，長期借回家，成了國文老師的專用書。這段快樂的讀書時光一直持續了五六年，待大家都寫小說他也開始動筆時，《二十四史》已經全部熟讀，於是，“文化”這個很空泛的“家夥”，化成了李國文筆下實實在在的方塊字。
一發而不可收拾！
正是因為文字罹難的艱苦平生，正是因為來之不易的寫作權利，使得李國文格外珍惜今天寬鬆的寫作環境，他曾經說過：“現在是文學創作最好的時期，又不扣帽子，又不打棍子，也不搞運動動不動就剝奪了你的寫作權利，還有那麼多報刊給提供發表園地，多好啊！隻要你作家們有才華，寫就是了，這在過去真是想也不敢想的啊！”因此，李國文也就格外珍惜這寬鬆環境的基礎——文壇和諧的人際關係，再不讚成批這批那。有一次在一個研討會上，我甚至看到一向講求寬容待人的他，竟過分激烈地批評一家報紙，以至差點兒釀成衝突。當時在場的所有與會者都愣住了，不明白他為什麼火氣這樣大？後來我了解了他的觀點，才明白，他是因為反感這家報紙的一位年輕編輯“老發大批判文章，今天批這個，明天批那個，把一張報紙辦成大字報了。”雖然對他那個激烈發言，至今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看法截然不同結論完全相反，然而李國文的出發點，的確是從“寬容——和諧”的大道理上上路的，他始終堅持認為自己沒有錯。
為了寬容竟釀出一場“戰事”，這也是李國文始料未及的吧？
四
從李國文的麵相上，還可以看到他的價值觀：他喜歡什麼？看中什麼？最珍視的是什麼？他討厭什麼？反感什麼？最憎恨的又是什麼？
他最憎恨的是小人，最珍視的是文化。
我曾跟他有過兩問兩答，一是問他何以能這麼長久地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而且水平的紅線還總在持續上升？二是問他怎麼又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小說與隨筆兩棲，而且據我認為他的隨筆比小1兌寫得還有光彩（關於這一點國文老師自己可能不這樣認為，但他隨便別人怎麼評價，他說：“那是你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