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伯拉罕·林肯先生被刺殺後，惠特曼寫了名詩《船長，我的船長》來悼念。以中國視角，乍看之下，頗不合理：總統恁高的幹部，與一個船老大相提並論，很是不敬；但了解點兒航海史的便明白，這是真把林肯當自己人了。
使用英語的國家，對船長——captain——這詞很著迷。長官、船長、老大，這詞一出來，便讓人有服氣之感。船長和機長、列車長不一樣。機長是溫文爾雅西裝筆挺高智商，列車長也算個工業時代之後的文明人（雖然在英語語境裏還常帶著明察秋毫善於抓逃票者的意思），船長這詞，則帶著洪荒野蠻的氣息，是山寨頭子，是老流氓，是智勇雙全黑白通吃的好漢。
因為航海，在早年，的確是件危險的事。首先，肯上船的水手們，都不是溫吞老實的善茬。直到19世紀——好歹算文明時代了——上船當水手都得遵循些叢林法則。那會兒上捕鯨船，不問你有什麼學曆，隻問你體力如何，會不會使魚叉，要多少分紅。一個水手跟船兩年，分紅能到1/250，就算是高收入了，按個契約，生死由命，那就起錨了。
船一旦起錨，就成了個半封閉的監獄。在洋上漂著，暴風雨、淡水短缺、船隻老化、壞血病……都可能讓一船人完蛋。中世紀就有的規矩：船長在船上有全權，水手不聽話，當場處決，屍體扔進大海，死無對證，沒人管。反過來，船員們真不滿意了，也嚐試鬧嘩變，嚴重起來，能把船長絞死，屍體掛帆索，或者去喂魚；分量輕些的，就用一個大口袋，裹住船長，然後全船水手上去拳打腳踢，出一口鳥氣。完事後脫了口袋，船長鼻青臉腫，還得認倒黴。蒙了口袋不讓他看見是誰下的手，就是防止他挾私報複。這規矩聽來，又是邪門，又是恐怖，但這就是在海上的準則了。當水手的，都不是謙謙君子，大家都是腦袋拴褲腰帶上跟你拚命的，自然也有質疑你、衝你撒氣的權利。
雖然現在都說歐洲起於航海，但中世紀時，航海著實危險。13世紀前，正常的歐洲船長都是小心翼翼，沿岸航行，不敢讓海岸線脫出視野之外：雖然海岸線曲曲彎彎，淺海處還有擱淺的危險，也隻得認了，寧可多走些冤枉路。因為那年代，倘若你駕船深入大海，一有海盜，二怕風浪，三怕迷失方向。最後這一點，尤其可怖。那位問了：看方向有何難？晝看太陽，夜看北極星，不就好了？可是海上時常多雲，一旦黑雲遮天，那便什麼都看不見了。而且，太陽隻方便人類看清東西向，具體方位很難猜。像北歐因為海水淺，所以公元11世紀前後，很流行靠測水深來確定船的方位。比如船長親自監督，將一個鉛錘牽了繩子，沉進水裏，看著繩子長度默默算著，一旦繩子到了一定程度，好，那水深就夠了，船長一拍手：“好，我們已經出了波羅的海了！”—當然，聽著多少有些蒙。
所以李約瑟先生的話是對的：指南針的確改變了歐洲。妙在指南針剛流行到地中海區域時，沒有公開，卻成了船長們的私藏之寶。歐洲人那時，無法解釋指南針為何能指南，總覺得這是中國人和阿拉伯人勾結在一起，製造的巫術，基督徒水手對此尤其敬畏，生怕指南針把他們引到異教徒或魔鬼那裏去。船長們便把指南針藏在船長室，鬼鬼祟祟測得了方向，再出去正經八百地指揮轉舵，一副“聽兄弟我的沒錯！”的樣子，水手們不知底細，以為船長能夜觀天象，紛紛五體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