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港台翻譯外文名，用字跟大陸不大一樣。邁克爾·喬丹（Michael Jordan）叫米高佐敦，貝克漢姆（Beckham）叫碧鹹，喬布斯（Jobs）叫賈布斯，觀其用字，頗為佶屈聱牙。但香港人一向認為港譯名讀音最準，非大陸譯名可比。
舊的港文，有些還會保留舊譯。比如Mo·ambique，現在新華社譯作莫桑比克，舊譯卻是莫三鼻給。我一個朋友說：不知者乍看莫三鼻給這四字，還真以為一人姓莫，排行第三，被行了割鼻子的劓刑呢—好好一個國名，都給譯出故事來了。
因為各國語言不同，讀音就難定。比如巴黎（Paris），按法語讀音，說是“巴黑”也無妨，按英語讀音，就是“帕裏斯”；又比如倫敦（London），按英語讀音叫朗登也行，按法語寫法Londres，那就是老實不客氣：“聾的嗬！”何況許多詞寫法還不同，法國人寫希臘詞愛把末尾的“斯”字去掉，比如阿喀琉斯在法語裏正經就讀“阿瀉”，這可怎麼好？
如是，就兩種語言讀音譯名，都能打起架來了。把西班牙語、希伯來語、希臘語、葡萄牙語之類摻進來，就沒法子爭了。單說這中文譯名定字，早年間，中國人定譯名，疑似有個奇妙的原則：
不管你來自地球哪裏，叫啥姓氏，務必要入鄉隨俗，把名字譯得合我中華上邦的意思。比如吧，利瑪竇先生（Matteo Ricci），一個意大利人，不遠萬裏來到中國，起個漢名。若按當今新華社譯法，該叫馬特奧·裏奇；又比如被成吉思汗幹掉的花剌子模王阿拉烏丁·摩訶末（Alā al-Dīn Muhammad），若按現在譯法，該是阿拉丁·穆罕默德。但因為這倆譯得太早，沒法從墳裏爬出來改戶口本，隻得罷了。
中華上國是禮儀之邦，逼著外國人的姓名變成了中國字，當然也要禮敬以加，給點好字眼聽。比如19世紀中期，英國首相全名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按現在新華社譯法，該叫亨利·約翰·坦布爾·帕爾默斯頓子爵。清朝就管人家叫巴麥尊，還特意稱個“尊”呢。大國譯名，也好聽之極。英國叫英吉利，法國叫法蘭西，意大利、美利堅、德意誌、瑞典、荷蘭，這些清朝就定下來的譯名，字眼都挑得堂皇典雅。其實按讀音較真兒的話，法國按英語讀音是弗朗斯、法語讀音更接近弗航斯；意大利也大可以叫伊塔利，但意思就不那麼吉利了；美利堅這名，最初不過是阿美利加·韋斯普奇先生遠航到彼，馬馬虎虎，拿自己姓氏定的名，哪裏承想就意思豐富，“美”而且“利”，還“堅”起來了！瑞士、瑞典如果擱到今日，如果按英語音譯成斯維策蘭、斯維登，那麼早先的祥瑞典雅意境，那就蕩然無存。又比如，華盛頓這名字華貴繁盛，如果按音翻成沃辛頓，立刻就像個塑料製品廠；前頭說，英國首都，英語讀音更接近朗登，法語讀音幹脆是“聾的”，但一被譯成倫敦，立刻就倫理敦厚、從容溫雅了呢。
早年間的譯名既不統一，所以讀音古怪者相當多，莫三鼻給就不提了：料來那時節大家忙著給美利堅、意大利、英吉利定這些大吉大利的稱號，來不及考慮非洲小國人民的感受。其他如雨果（Hugo）在魯迅筆下，被呼做“囂俄”。20世紀30年代有報刊為顯得風流雅馴，熱心地把托爾斯泰譯成陶思道，把果戈理譯成郭歌裏—不知道的，真以為前者是飽學宿儒，後者是風流詩人，兩個地道出身書香門第的中國人呢。傅雷先生總把提香譯成鐵相。晚清時，把拿破侖譯做拿破輪，還出過考試題：《項羽拿破輪論》。有士子不通外務，真以為讓項羽去拿個破輪子，上來就想當然發感慨：
“以項羽拿破輪，是大材小用，其力難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舉也！”
但是在一片雜怪裏，優美典雅的漢譯名，頗多神譯。比如楓丹白露—讀音其實更接近“封太納布勒”，法語原意是藍泉—如此譯出，雖然意思大變，但從文藻上看，實是神來之筆。比如徐誌摩將佛羅倫薩譯做翡冷翠，逸清沁碧，絕妙好詞。所以說，想給自己找好聽雅馴的漢譯名，真得趁早。斯嘉麗·奧哈拉被譯作郝思嘉，瑞德·巴特勒被譯作白瑞德，就是老譯本的功勞。跟洪秀全探討過基督教的伊薩卡·羅伯茨（Issachar Jacox Roberts）先生，漢名羅孝全，真是十全孝子的大好名字。看清朝與民國時，法國駐華公使的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