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東方的紙傳入歐洲，簡直是福音，李約瑟毫不猶豫，把紙列為四大發明之一。中國造紙術花樣很多，宋朝蘇易簡《紙譜》說：“蜀人以麻，閩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麥麵稻稈，吳人以繭，楚人以楮為紙。”但萬變不離其宗，總是繞著植物纖維打轉兒。蔡倫改良造紙術，用的是樹皮、破布、漁網—還是纖維。左太衝寫《三都賦》，導致洛陽紙貴，可見公元3世紀時，紙書已經很流行了。到唐朝，中國人已經有閑心在紙裏頭摻雜各類花色印紋，做出各類信箋來傳情達意了。宋朝人已經把紙推廣到了床上，朱元晦拿些紙做的被子，寄給陸遊蓋，陸遊認為紙被和布衾差不多，而且“白於狐腋暖於綿”。
筆是寫字的工具，墨是字的痕跡，紙是承載墨的載體，文房四寶裏，成品裏最不顯眼的是硯，然而別稱也最多。蘇軾喜歡婺源龍尾山的羅文硯，於是寫了篇《萬石君羅文傳》，都把硯叫成萬石君了。至於其他墨海、墨侯、石友等，不一而足。批《紅樓夢》那位，還叫脂硯齋呢。古代做書童的，尤其要懂得跟硯打交道，如何滴水，如何拿出一錠墨來，如何安腕運指、凝心屏息，磨出主人需要的墨。磨得好，就是有靈性慧根；磨不好，主人搖頭：真是粗人！
文人可以多喜歡硯呢？當年米芾被宋徽宗召去寫字，米芾見天子桌上有個好硯，喜歡上了，就著硯磨了墨，寫完字，抱著硯台說：“這個硯台經臣濡染過，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請讓我拿走吧。”宋徽宗也是好脾氣，答應了，米芾喜出望外，抱著硯回去，手舞足蹈。宋徽宗隻好歎氣：“都說米芾是米顛，名不虛傳。”
硯需要好石頭。張岱說過個故事：他托朋友秦一生為他找石頭，自己外出了。秦一生得了塊好石頭，請一個北方朋友看，北方朋友指了指石頭上的白眼說：“黃牙臭口，隻配支桌子。”秦一生放棄了，北方朋友趁夜花三十兩銀子，把這石頭買了，就製成了一塊好硯，上頭五小星，一大星，注道：“五星拱月。”張岱自己去看時，燕客捧出硯來：隻見那硯赤紅色猶如馬肝，酥潤如玉石，背上隱著白絲形如瑪瑙，麵上三星墳起如弩眼，著墨無聲而墨沉煙起，真是好硯台！可見明朝時，為了好硯，連朋友都得騙呢。到了後來，硯台也不是為了實用使了，比如呂留良收藏了二三十方硯，估計也未必用。這方麵，蘇軾頗為豁達，黃庭堅打算給他買些新硯台，蘇軾說：“我隻有兩隻手，其中一隻會寫字，要三個硯台幹嗎呢？”
張岱和呂留良們的例子，可見文人們的毛病。文房四寶固然是好，尤其是紙，真是為西方文明傳遞幫了大忙，但在中國士大夫書齋裏，連同其他筆洗、筆架、鎮紙等物，越到後來，越成了賞玩之物。精雅細致，作用於感官令人愉悅，塑造出中國文化獨有的書卷之美，但時代的潮流總是趨向於簡便易用的。20世紀，受了經史子集教育長大的朱自清先生認為：毛筆的問題，在於不便。毛筆須用硯台和墨，又不能掛在衣襟上；毛筆寫字，比水筆慢得多。其實近世的鋼筆，乃是文房四寶功能的集合—鋼筆墨水是成品，直接灌入鋼筆中，就省去了硯台。一支鋼筆一張紙，便能寫字，而且速度快。自然，硬筆書法永遠無法代替軟筆，一如素描和寫意山水永遠是兩個世界，但從實用角度而言，確實快得多了。
所以文房四寶成為一個時代的陳跡和紀念，也並不意外。至於強行懷舊去使之複古，也未必需要。時代是會往前的，而每個時代的文明，是由那個時代獨一無二的氛圍所造就。在21世紀使硯台磨墨，使毛筆寫書法，注定是一種懷舊，時光的駐留畢竟是幻覺，就像紙代替絹冊和竹簡似的。我們能做的，也就是時不時地回頭想一想：世上曾經有過一個無比珍愛文房四寶，並使之蕩漾出雅致文人趣味的時代，這真的很好。
然後，過去的就是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