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之下，越是近期作品，“父親”意象（巨人原型）所占分量愈是重於早期作品的“地母原型”。《西省暗殺考》、《錯開的花》與《黑駿馬》、《黑山羊謠》乃至《心靈史》便提供了明顯佐證（這或許是另一層麵的禁忌？）。這說明，在張承誌心目中，父親是骨血遺傳的回民族的先人，是他掙脫不掉、刻骨銘心的根，母親則代表了孕育、哺育、將他養大成人的蒙古族、代表知青生活的烏珠穆沁草原和整個精神的大地。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張承誌於尋根派之外的對民族精神之根的不懈追尋，而族類記憶由彌漫開的原始意緒開始，愈來愈濃烈、明晰地體現為靈魂的呐喊，上升為理性的法則，成為他所自覺追求的存在的支撐和依據。
需要提醒的是，我們不能因為崇拜而忘記對權威主義的批判，這也是一種父親。
需要懺悔得太多了。
別無選擇。我們已踏上懺悔的路途。正像那支歌謠裏的歎怨與樂觀：
命裏的苦難若是來了；
誰能躲得開呢。
騎士的重鑄
循著張承誌的作品，我們總會與一個緘默、堅韌的行者相遇，回顧1984年至今，在他幾乎每部作品裏，總能發現這一“愁容騎士”。情節可以不同，環境可以不同，際遇可以不同，但是這騎士一往無前的匆匆步履似乎永在講述著曾經存在、業已消逝、被人遺忘了的英雄夢。
巨人原型在此轉而完成了向英雄原型的演繹。
《金牧場》中對batur（勇士）尋找“黃金牧地”的文獻描述簡直是人類精神的禮讚，七個勇士，經曆沼澤、血河、火山最終隻剩一人，而為到達黃金牧地，“刺割了自己的雙目”，“左手斷了……母血湧濺……傷痕累累……他每行一步就傷殘一次，但他在這條路上悟出了隱遁神明的暗示：他已經永遠不死”。很自然的，我想到這樣的句子：“他像一頭勇敢的公牛，雖然被鬥士刺得鮮血淋漓，被紅絨旗逗得氣急敗壞，但依然站立在鬥牛場上。一個人隻要在反叛死亡，他就會成為天神那樣的主宰死亡的人物。”被這樣描述的這個人說：“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毀滅，可就是打不敗他。”當然，正如有人所說的：“海明威現在已不吃香了。”這種精神本身也早已不多見，更不說為人崇尚了。人們在世俗的漩渦中蠅營狗苟斤斤計較著利的得與失，沉醉於市民的勝利與喧嘩中，誰還會關心精神上的事？這種難熬的苦痛與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征服苦痛的歡樂誰還會感興趣？在對物欲無限不滿足的追求中，誰還會記起在曆史長河裏在大洋彼岸在不過距今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這顆心靈的感慨呢？海明威早已不時興了（這話說得唯物地實在，好像海明威是太太們換季的一件裘皮大衣），英雄主義也好像已是昨日的傳奇，遍覽當今文學幾大著名期刊，留心二十出頭的青年間肆無忌憚的交談，哪裏還找得到這般沉重、聖潔的字眼。英雄在當今世人眼裏不過是曆史的陳跡罷了，人們甚至因為曾有過十年、二十年遭愚弄的沉痛，徹悟到了一個關於平凡庸常的為人真理後而不願去擦拭蒙在這“陳跡”上的灰塵。一時間，小人物占領舞台，瑣碎的、平庸的生存狀態成了大家爭相描摹的世態，而麵對文學的提高人們素質的審美職責與使命感，作家開始同理論家一起嗤鼻，這樣一反假英雄（假大空、高大全）而為無英雄，甚至連有過英雄行跡的人也極力否認自己的英雄意識以免可疑或孤立。“出頭椽子先爛”、“棒打出頭鳥”竟泛濫一時。正是這種封建的怯懦心理的惡劣積澱竟然成為現代派小說不言而喻、爭相膜拜的警世明言。世紀末的這場精神動亂遠遠超過我們的估計，價值觀的傾覆、衡量標準的物化顯示著人生的疲軟與戰鬥的疲憊。難道人這麼輕易地就被確確實實地打敗而繳了械，難道從文藝複興時期、啟蒙時期一直歌頌的萬物之精靈的高傲與尊嚴背後不過是一攤無骨的肉泥？英雄被遺忘和輕棄了，有人預言，20世紀後二十年都是精神的低穀期。其實這話早在一百年前就有個叫尼采的說了：“上帝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