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來看另一部分即描寫生存狀態（物質層麵）的作品。即便在這類作品裏我們仍可看到精神狀態的東西，“黃泥小屋”作為一種象征已在當今文學評論中具有它獨特的魔力，成為貧瘠狀態下一種精神向往的代名詞。從生存的俯瞰到精神的仰視，從揭示生命意義到自覺賦予生命以意義，張承誌創作所勾畫的這一條清晰軌跡正是一部人類奮戰以求超越有限生命而渴求靈魂不朽的精神史。
另外，我覺得張承誌作品中的“懺悔”隱義還不僅僅是由宗教出發決定的，這種代人類受過的心理不能不說與今日世界科技文明以及物質上的畸態發展緊密相關，許多評論者不約而同地注意到，張承誌作品中對城市文明與鄉村草原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態度，這種對峙與分裂正構成張承誌作為人類一員、具體說作為雖精神相對富足而物質不發達的回民族一員的負疚感與矛盾感（下篇將詳細論述）。深陷在對文明的不正常形態的懷疑裏，他對另一世界的緬懷與眷戀就顯得自然而然。而這種對草原，對甘、寧，青高原的眷戀卻奇怪地凝聚為一個形象——額吉。凡涉及這一地域的小說，幾乎全有一個相貌平和但冷峻，善良卻堅韌的婦人形象：《黑駿馬》中她是一個善良、豁達、素樸的白發老奶奶，《黑山羊謠》中她是一個堅強但瘦弱、身著黑衣的嚴峻女人，《金牧場》中她是一個堅忍、沉默，有著額前白發和粗糙雙手的老額吉。她的反複出現，簡直成了作者的一種寄托，可以不要愛情，沒有友情，拋棄一切，但他始終無法控製自己不向這一靈魂靠近，他甚至可以舍棄自己也不能舍棄這比他生命還要珍貴的、或是支撐他生命肉身筋骨的信仰與精神。為了維護她，他可以在《GRIFIT——胡塗亂抹》中對那個外省小夥子的弗洛伊德“高論”所帶來的汙辱大罵“你媽蛋、滾你媽的……”等粗話，這是他報以母親對兒子“最後的不丟棄”的不丟棄。可是在《黑山羊謠》裏他卻也百思不解了，對於自己對此世的彼岸的這種深摯的靈肉相依，他本人也第一次困惑了：“為什麼我要年複一年地描寫一個蒙古老太婆描寫了那麼久那麼多頁紙手都寫酸了心都寫累了但是我還頑固地寫著呢？”這句問話讓人想起《騎手為什麼歌唱母親》的標題。這種超越自我的靈的吸引正是使他生命之弦斷裂但仍能不舍不棄地追隨美的法律、使他“焦渴疲憊憔悴但仍能艱忍地走在沙漠中”的東西，這是一種力量，一種不斷向他輸入的血液，一種原型：“地母原型。”額吉是大地——母親的形象化身。無論是知青歲月草原大地的無償哺育還是當今高技術、工業發展以及都市生活所帶來的隔離，這種眷戀與血脈相依都不曾隨著年代變遷、境遇變換而被抹去，反而愈來愈鮮明，愈來愈顯示出她優秀的品質：高貴、美好、善良、寬厚、博愛、溫柔、勇敢、堅毅、剛強，沉靜柔弱又不折不撓，堅忍不拔又情誼深厚。與其說這是一種種族記憶，一種原型，一種與生俱來、不可抵禦的神啟，不如說它就是張承誌創作中最素樸、醇厚、深摯的人民意識、人性力量與人道主義精神的底蘊與來源。從這裏，我們不僅看出張承誌的創作縱貫的可貴的人民精神（雖然這種精神在現代派作品裏已成了不時興的遭貶抑的東西）。而且還意外地發現了中國人與土地的血緣般的依戀（雖然這也已成為文化的一項惡疾而被籠統地批判）。這種誠摯與平實所透出的摒棄時髦與功利的癡戀般的純潔境界，不止一次令我沉醉。
在“地母原型”背後，還深藏著“巨人原型”（我）。“巨人原型”即“我想成為父親”。“父親”，在這裏代表著一種種族記憶，一種血緣的力量，一種族血的延續，它超越了日常角色的概念。這一天機，在《海騷》泄露無遺，虎巴巴、爺、大，都是“父親”這一觀念的形象，而對他們世代為保護大寺、維護信仰與尊嚴不惜犧牲、寧折不彎的血性，張承誌的主人公滿懷渴望：“我是他們血脈的一根獨苗啊……我是娘絕產的兒子……我也要——遭逢我的那個機密嗎”，“四十多年過去了，我的這半腔子血裏是哪一滴隨了我爺呢？我走的這條路真是我爺的路嗎？”回答依然是渴望：“我盼我舉起槍來……像虎巴巴他老人家，闖它個掀天的大禍，讓後人從我手裏，也尋上本曆史看。”正是這種情結，他才決心成為延續，渴望“完成我自己的故事”。回溯起來，這種對“父親”的仰拜在《北方的河》中就曾以一種非常矛盾的方式表現過，“他”恨父親，因為父親遺棄了母親；但同時“他”又有一種依托的情感，這依托是高於恨之上的愛恨糾絞，“他”稱黃河為“父親河”。所以，在以後的作品裏，“父親”一直是作為背景（如對曆史的回顧）出現的，這一回避與間接性展現曲折地流露出張承誌主人公在現實中“取而代之”的願望，當然這絕非“弑父娶母”的如某些理論家將人貶為的動物性，而是在對曆史的承受否定中所追尋的一種發展更新與延續，《錯開的花》“烈火章”中“我”與白先鋒的暗中比試便是最好的說明。正是在這一點，張承誌的作品意義遠遠超出了我們過去的評價，“父親”即是曆史、民族的代名詞，對“父親”的愛與恨即是對曆史、民族的肯認與超越。而《西省暗殺考》與《錯開的花》中，“父親”意象又疊印於對金積堡回族抗清領袖白大帥、師傅、竹筆老滿拉、喊叫水馬夫、伊斯兒……和義軍猛將、頭領、被作者稱為前世理想的白先鋒，還有修煉“我”的虔誠，鼓勵“我”“不須反顧”的前驅的導師老鐵阿匐等形象中，在他們身上，都有著血、火一樣的品性，在《心靈史》中，“父親”則是哲合忍耶整體。可以看出，張承誌的對回民族血性中不可更改的信任與懷疑如此頑固地占據著他的整個創作，而塑造自己成為父親，或成為不割舍曆史、血統的自己，不正是對曆史翻案、民族光複的一個深遠的希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