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苦痛
追尋的焦慮來自分裂的苦痛，更多的是自我分裂。在城市與草原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現有存在狀態與應有生存方式之間，理想的正、負之間，追求目的與實現方式之間，本我與自己之間，身與心之間，張承誌所承受的內心衝突和由這無法解脫的衝突帶來的撕裂感，使得其創作表現出的風格始終沉鬱、悲愴。
不同於時下一般小說所表現的人性與社會的衝突，張承誌小說表現的多是人性與理想的衝突。在社會政治、現實層次之上他始終遵循著理想層次之內的個體內部衝突，這種個體、整體的分解力與離心力時時以兩個方向的同等拉力決定著張承誌的情感取向，這種自身內部的不可調和的衝突，比起將自身作為一整體與外界的衝突來，主人公所要承受的不可克服、無能為力之感更為巨大強烈，張承誌曾表述過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有意回避。為什麼，怕什麼，怕讀出自己靈魂分裂的痛苦，怕自己的精神麵目在閱讀中剝落，怕在現實承受外還要在閱讀的想象中再承受一次，怕在陀翁的聲音裏聽出自己沉默時的話語，怕讀破，怕看透。正像《金牧場》中“他”怕真弓凜然的眼神、濃烈的語言一樣，他既需要又恐懼這種理解：“不僅僅是被剝開……他受不了被人一語道破將來。”他怕揭露、怕重去體驗，究竟，在掀動曆史、人心史、情感史時，張承誌的手為什麼這般沉重、膽怯，每一頁紙仿佛都變成了壓迫人的沉重石盤。那句話確是這麼說的：“我不僅禁了《野草》，也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至今不讀。”
上篇提及的張承誌模式，對現實的逃避與省略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另外的啟示。曆史——未來，張承誌無論創作還是情感，都包容在這樣的雙向運動中：向前（精神上）一往如既（理性）；向後（感情上）一如既往（感性）。主義的。後者因了知青一代獨具的責任感和他本人具備的專業習慣，這份重負使他在要超越曆史時總沉溺於其中，腳步猶疑，正因此，向前、向後的雙向運動，互相牽製、互相約束，才使得張承誌的主人公包括張承誌本人的每一步都沉重異常、步履維艱，甚至在某些地方踟躕猶疑、徘徊躊躇。他的每個主人公的形象都是那麼冷峻、矛盾、顧慮重重、耽於沉思而缺乏行動，有時真讓人想起哈姆雷特式的英雄。人物要掙脫過去，甩掉太長的青春、太重的負擔而將之彙人血脈，隨之一同前奔；但又因原先總沉溺於過去曆史的回顧、對過去的沉思多於對未來的前瞻，因此雖掙脫了過去，但對未來目標不明，隻是向前，隻能向前，而實際上這行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所以，在芸芸眾生之中、在茫茫人海之中，他更感到孤獨，這孤獨仍然不單是置身不被理解人群中的孤獨，而更是他本人在意誌堅定時也掩蓋不了、無法排除的對前途茫然的孤獨。“這條道路通向什麼地方／我至今不能知道／我知道的隻是／它會有一個到達的地方”。曆史已是過去，未來還未來臨，現實近似空白，雖有追尋，更多是焦慮，打碎了舊的但還未找到新的，告別了往昔但還未看到前路，這是成熟的孤獨。因此，他一直在找，想以此排遣困惑與焦躁，並將這種激蕩不安視為對理想的背離和動搖。
張承誌是曆史主義的，所以他相信未來，相信曆史的延續，所以他要尋找一種聯係，創作也總是“尋找”的主題，在成熟與不成熟之間，在對曆史的把捉、對人民的感情和對未知的懷疑、對理想前路目標的困惑之間，他以中年人的頭腦對“十年動亂”有曆史的認識，對自己有深沉的反省，而在這基礎上又不失孩提般的天真與青年的熱忱；問題在於思想理念與實踐、現實的這一段距離中，他始終未找到聯結點，這是症結所在，麵對表象中庸實際走極端、非理性的國民性本質，過去政治極端造成極權統治（封建社會根深蒂固幾千年），現實經濟極端造成經濟過熱，那麼未來麵臨三種選擇，是感性人、理性人還是理性本身。張承誌無從選擇。他的創作矛盾正在於此，而且在頌揚人力量時卻不自覺地轉向操縱人的理性本身，這是不是一種極端呢？而且還是物，是異化。在這裏，我可以說，宗教究其實正是一種異化。因為它已不是為人主宰的態度而演變為主宰人的鎖鏈，依然是人的犧牲，是人對外物（不論是物質，還是精神、主義）的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