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誌又是反曆史主義者，他在論文中直言：“當我們在研究曆史的時候，真的可以對這些被埋沒了的一切不屑一顧麼？尤其是回憶一下最初使我們動心研究曆史時的初衷，那時的發想難道僅僅是一種幼稚麼？”“曆史研究發展太盛且太久，浩繁的內容和分支有時使我們忘記了人類探究曆史時樸素的出發點。”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的話，那麼張承誌的創作脈絡則愈來愈明顯地表現著人掙脫冰冷曆史的努力。曆史具有強權性質，人之奮鬥即是對曆史這種性質的抗拒。人創造曆史，卻反過來要受曆史的限製與框縛，人內在、本能地抗拒此命運，但麵對客觀必然的無情事實又完全使這一抗拒暴露了它的軟弱無力，更將人的不自信而求自信、不自強而求自強的麵貌顯示無遺，人的生命就是很悲壯又很可笑的努力，在抗拒它自身創造的又抗拒不了的曆史時，誰也擺脫不掉困惑與宿命，人對不公的抗拒這一過程也就構成人的曆史（而非反人的曆史——這也是張承誌要反的曆史）。這種努力是很可笑、很悲壯的，是很沒意義又價值非常的（功利上的結果與心靈上的拯救的衝突還會延續再延續直至宇宙有一天成為沒有人的死寂）。
曆史的與反曆史的，理性的與非理性的，種種矛盾終歸結於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太大的差異、過強的衝突。這是有人類以來無法克服的衝突，是現時代尤為強烈的比照反差的現實存在。張承誌的敏感與機警又使他精神情感上承受著超乎常人的分裂——人格分裂，是退回過去，還是麵向未來？是向後還是向前？不過有一點已明確了，橫向以精神內部的異化反精神與物質關係的異化，縱向以古典熱情反現實冷峻兩條路都是走不通的。向過去尋找良藥總不是長遠的辦法。也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些，張承誌才不倦地尋找吧，或者是以尋找的熱切來掩蓋同樣熱切的懷疑。對於不可找到的找到，對於不再存在的存在，他深深感到自己被撕裂的疼痛：“……於是，我遵照啟示，肉身置於鬧市，靈魂卻追逐自然。這樣，隻有我救活了一條靈魂，也隻有我使這靈魂孤苦無伴。”（《錯開的花.題辭》）一隻腳留在過去，一隻腳已踏上未來，一次次告別的宣言不過是一次次意識到的決心，宣言產生的本身就已表明了它實施的困難和不可能，因為告別過去就意味著告別自身、告別作為生命的一部分。有誰做得到隻拖著半條腿跳著走路呢？“我總是頑固地盼著能找到一位醫生。”“緊迫的事情是獲得醫藥。”“究竟去不去找那個醫生呢”。這念頭頑固地糾纏著他，這種疾病意識和急於獲救的感覺已經被他熟稔地稱為“生命的過程”：“渡得過去與否，沉死或再生與否，都是不能預料的事情。”然而，“治我的藥隻有我自己知道”。創作的恢複可用“清夜”作為中介，而生命的追擊該拿什麼去兌換？比如分裂的苦痛，用什麼去避免過於慘烈的體驗？這是看不見的敵人，不是我們不承認麵前的戰場，不承認已經進入決戰。同自己打仗多的隻是一份頑強嗎？或者一份掙紮？“自我治療”可拿什麼去換得終愈，或僅換得“疾病和健康的循環”，生命是湧動的一場什麼？而終愈就是死亡嗬。
關鍵的關鍵，在於忍耐了難以忍耐的分裂，承受了難以承受的苦痛，嘲笑、譏諷、打擊、自殘、犧牲，經曆了人所經曆的一切，也不能消除我們最終的困惑——堂吉訶德的長矛應指向哪裏？
《心靈史》中，張承誌幹脆把對苦難的渴望發揮到了極致，然而在血氣灼燙的文字後仍然有他不願講出的惶惑：在宗教中的人性實質與殉難時的壯烈情懷間，他寧可尋求後者的浪漫、輝煌；而在曆史的人性（宗教遭壓製與屠戳）與宗教的人性（人必須承受苦難、血腥甚至自戕）之間，張承誌的作為後來人的疑問，隻能壓在他烈火般的膜拜與文字的迷狂中，這種痛苦如果揭出是會動搖根基的，而不問是與非、對與錯的信仰在這個實用功利與理性交融的時代又是多麼可貴。更有這樣一種摒棄了事功的方法論，在對於蘇菲主義的神秘、出世、真摯、簡捷的精神追隨裏，於自己從獨行到架橋、從個人走向民眾的行動裏，於每一門都以大讚、禱詞、頌詩結尾的形式裏，於18世紀的黑暗至19世紀複興的曆史中立誓堅守皎潔本質的剛強裏，凸現出來，是：“正確的方法存在於研究對象擁有的方式中。”“正確的研究方法存在於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張承誌自稱是一個不願描述當代的作家，更是一個以教徒的方式描寫宗教的作家。“十三太爺馬化龍為著換回多斯達尼，把自己一家人舉意當了古爾邦的羊了”，張承誌則為了內心的宗教的完整將自己的血肉之軀也放在了理想的祭台上，東海達依道路（殉教）是不同的，然而卻是前定的，“這一切認識——我知道它們離人們習慣的中國文學實在是太遠了。但是我相信這種文學的價值”。探求者思想追求的兩極——天理與人性，就是這樣在悲愴的信仰裏融合為一。“在生死關頭，人應當怎樣做才不愧於人”的血寫的曆史、內裏的事實以及底層民眾為承擔信仰所經受考驗的殘酷性與舍命的追求，都足以對抗現代太多的紙糊彩繪的英雄和虛假塑造出的神明。宗教不是一個閑聊的話題，英雄同樣不是，“正確的方法，存在於被研究者的方式之中”，“我選擇了沙溝方式”。這種皈依不僅是“使曆史變成情感，而且是將信仰化作生存”，從烏珠穆沁到西海固，從草原額吉到沙溝馬誌文，讓我們領悟到19世紀德國諾瓦裏斯曾說過的一句話：“哲學是人們懷著無盡的鄉愁，尋找人類心靈精神家園的衝動。”對於失卻故鄉、失卻母語之後再不願失卻信仰的立誓堅守的哲合忍耶，對這句話的理解，會比隻將它掛在口頭引用的文化人要分量沉重，某些以中庸為思想土壤的知識分子，是很難貼近和理解這種異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