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寂寞裏深藏的反整體態度和由之衍生的騎士形象不同於當代其他作家筆下的反整體的“浪子形象”。後者以反文化小說為明顯代表：“他們注重今生……似乎很少反物質的文化傾向……在現世中，他們會感到恐懼、迷惘、飄忽不定，這就意味著他們在潛意識中仍然把自己同他人聯係在一起，他們缺乏一種我行我素的堅定感。他們的內心常常是軟弱的，常常處在一種類似青春期的騷動不安中。他們缺乏一種堅定的‘自我放逐’的勇氣，他們的放逐常常是被動的，因此就有一種被遺棄被冷落被窺視的感覺。”張承誌有他自己截然不同於眾，也截然不同於以上新階層的精神原則，他有他獨立於世，又獨立於所謂先鋒派（偽現代派類）的困惑與苦痛。“像他們那樣笑麼，我不願意”。他反對傳統麻木與腐朽，更厭惡快樂主義的享受與嬉戲，而在這兩股潮流之外他遊弋在少水的現實之河裏，精神所承受的寂寞是可以想見的，在洪水泛濫之外要尋求一個理想的碼頭，在峰巔之上要找到那隱顯的佛光，在喧嘩中還要不顧湮沒說出自己完全異於喧嘩的主題。從這裏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張承誌並未達到徹悟，他是以莊子之形（出遊）寫孔子之心（救贖，雖然在他的散文裏不止一次地猛然抨擊過孔孟之道，但我還是借用這一詞語）。他沒有達到徹悟，甚至拒絕徹悟，他既要獨善其身，又要兼濟天下，雖然他背負重負、背負責任、背負使命並為之不惜人性犧牲，雖然我說他超越了肉體、超越了利益，但還未達到對人生的豁達、未達到像他的血性一般的回民族的超越苦難的灑脫，還未讓生命在生活重負與擠壓下顯出它璀璨的光芒，但是我還是無法掩飾對這一精神原則的欣賞。即使這原則帶給我們的是無盡的寂寞，我們也因對這寂寞的承受證明了我們曾生活過。
反文化現象在文學中的普遍存在說明了一個與張承誌小說存在的現實中精神的反逆，二者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途。在外部與純文學相峙的通俗文學之外，純文學陣營中的審醜文學（反美學文學）正從內部分裂著“純”字並正呈現出取代的趨勢，張承誌創作精神的可貴正在於與外對峙之時還堅守對內劃界後的陣地，這也許正是現時代最後的陣地？珍存這最後的最後，所背負責任使命之外還背負不被理解、不被體認的悲壯與寂寞，這一切誰能深知？我所理解的前衛是這樣的前衛，是世人都背叛了這一精神原則而自己不背叛精神原則的前衛，是不背叛自己的前衛，真正的先鋒不應以形式、觀念而應以精神，心態為準。
心腸應該成為一種界限，或說在一個熟知智識觀念的文學時代裏，最重要的界限就是心腸。
前衛的困惑是無法解脫的。張承誌是我所說的真正的先鋒，是思想的戰士。他在“用一個現代人的歌喉向傳統的夢道別”，“但他強調他的‘背叛’是代表著一個古老的大陸來向現代和世界提出挑戰的。正是這使命感使他甘願嚐盡流浪的滋味”。也許世界總是這麼悖謬地存在吧，作為反曆史主義的曆史學者，作為迷狂的理性主義者，對於他這一切也是生存啊。
但是，張承誌還是不甘，我已說過，他不僅要獨善其身，還要兼濟天下，而最深寂寞中蕩漾的焦灼也使他變得急於辯解、急於剖白，於是，在一時期作品中，竟也調侃起來，帶著嘲諷的微笑看眾人，更看自己。《胡塗亂抹》就可看出端倪，無論是宣泄的情緒還是這作為情緒載體的形式，都如音樂節奏，代表著一種生命焦躁的律動。《黑山羊謠》的“複仇”鏡頭剪接式的模擬與重複更代表著深層的不安與憤懣，至《金牧場》這種文筆就無可掩飾，一切都簡單、自然、無矯飾地流露，小林一雄的瘋魔發狂、Rock的大段描述所表達的情緒取向不談，主人公“他”也一反冷峻、沉默而壓不住時時的狂躁。單就形式而言，一種單向的語言流已無法表達內心說也說不完的思想了，J（日本）、M（內蒙）即現實、懷想之外，還加上了議論，三種印刷體一同將一個豐富的內心推至讀者麵前。而《海騷》幹脆就寫人在海上的心靈波瀾，依然是不安的急湍，即便是在自己無悔青春的人生正劇的作品裏也阻擋不住這類情緒的生長，不安、惶惑、暴躁、無奈，還有些浮躁，這是更深層的叛逆，是不用宣言而已存在的叛逆。甚至在他對西省英雄的緬懷而於曆史中、底層民眾中尋找同道的時候，在對曆史英烈的掩飾不住的頌揚裏，也掩不住對現實困境的心痛。“一種姿勢不能保持順暢之後，另一種姿勢就如同排泄般產生了”。過於激動與亢奮使得他不停地傾訴，這傾訴是表白而不再是交談。這一傾訴的要求，同樣焦急、焦躁，要求短期見效，小說形式已概括不了了，改為寫散文、詩，這一形式不顧忌結構、人物、情節發展、時間脈絡等，一氣嗬成，直抒胸臆，回憶、懷戀、自省、內視、紀實、議論。總之，張承誌的創作在不斷選擇、揚棄著自己，比之孤軍奮戰、暗夜獨語來，以俗抗俗或許來得更為痛快。反文化小說的泛濫正因此有一定存在道理。張承誌小說的焦慮與躁動也有此傾向，但還隻是有控製的，他時常把這種對物欲的不滿、對平庸的不滿包裹在對正麵的描寫與樹立之下，將此作為出發點之一而最終是在打碎之後還謀取建立，這個原因使他不與俗站在同一地平線上詛咒、謾罵俗，而能站在更高一層輕蔑審視和冷眼觀望俗世——觀望一個與其追尋完全不同的喧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