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對於一個中國詩人而言，“如何忠實於他的時代並勇敢地堅持自有的藝術方式，便成為對於詩人品格獨立性的嚴重的考驗”，一般而言，詩的乃至整個文學的時尚流行之更迭，是對每位以此為職業或生命的創作者的挑戰，在此種條件下，“做一個既能傳達那時代的脈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的詩人是困難的。慣性力圖裹挾所有的詩人用一種方式和共同的姿態發言”，在此種秩序之外，還有成功與轟動的誘惑，聽眾等在那裏，他們需要一種快捷的表達，在眾數的掌聲與也可能要長遠的寂寞之間，許多天才的詩人不得不作出悖於初衷的選擇。所以眾數的文學的時代精神與一時可能不那麼被理解的時代的文學精神之間的矛盾一直存在著，撕扯著那一時代裏作家的創作。這是一般而言。情況的特殊性在於：“由於中國社會的多憂患，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作為現代主義的餘緒逐漸趨於消失。與現代主義的弱化和消失形成強烈對照的，則是古典和民間詩潮的再度興起並走向鼎盛期。四十年代中國新詩的民間化受到強大而權威的理論的支持，它直接承繼並強化了‘紅色的三十年代’革命詩歌運動的成果。它仍然無可爭議地代表了中國新詩的時代主流地位。”這個創作背景使曾卓的詩創作有了第一層的“潛在寫作”意味。當然他仍發表，他的詩出現在青年友人自印的很快會因資金不足而夭折停辦的報紙雜誌上，他，他們組織了團體，鬆散地激情地做著詩的探索，但因人員的流動遷移和局勢的不穩定而離合不定，他們自費印的書冊也因郵路與交通的不暢而不能獲得多數的讀者產生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