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十六歲時，他第一次賣了自己的腿皮，一瘸一瘸地走進村子，對著迎來的人喊：“喂，我回來了——我把車輪買回來啦。”大人散去，更小的孩子們圍過來看，這次是司馬藍解開了腿上的紗布。抬起頭說“和核桃樹葉差不多”。這是一個山裏孩子腿上第一塊核桃葉樣大小薄皮與一個車輪子、一件洋布衫、一雙洋襪子、一斤小洋糖的故事。是這個山裏孩子從年長於他的大人那裏學到的生存並把他學到的一切再教給小於他的孩娃們的故事。整日躲在書齋裏研究美學的人，你見識過這樣的接受美學麼？它的傳承、形態與內涵可否進入過你的視野？對於這樣平民的生活與貧苦的掙紮，這種絕望裏麵的仍不放棄，一代一代、前仆後繼，是否你有健康的胃口去消化和承受呢？
五歲至十六歲的孩子已經那麼做著了。
那是文學內部罕見的成長，卻在生活裏麵真實存在著：
村長死了……靈棚裏點著馬燈……——你敢摸摸村長的嘴唇嗎？於是他的手就放在那嘴唇上不動了……他朝對麵那人笑了笑。他忽然笑得溫柔而又甜嫩了，就像最終過去了一座沒人能過的獨木橋。
這是一個孩子首先見到的死，對待這生命中必要遭遇必要到來的死，一個孩子做到了坦然無畏。這一年，他六歲。
他說：“成親了我去賣腿上一塊皮，賣了領你到食堂好好吃一頓蘿卜燉豬肉。”
這是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說的話，是對個體，對愛情。這一年，他七歲。
司馬藍獨自踏上一條小道，去找全村的二十七個殘疾的孩娃兒。
他找到了二十七具因荒年饑饉為節省口糧被村人們遺棄而被荒野更饑餓的鴉群啄死的屍體，並一一把他們埋了，隔段時間又一一撿了那骸骨轉到別的地方安葬。這是一個孩子為一群孩子做的事，是對群體，對生命。這一年，他八歲。
……
還需要列舉麼？一個孩子的成長。連續著他的五歲到十六歲，從旁觀地看到實際地幹，這樣的人生，他活得比我們任何人都沉重。還有什麼話說，都多餘，它們放在那裏，逃不過去。如此，也還是誕生，掙紮著要從母親的溫暖的子宮裏把頭伸送入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有一些冷，可是那個孩子仍要笑著——作者形容它是——銀針落地樣微脆微亮——出世，在啼哭之前，他笑著，在啼哭之後，仍要有的成長之痛之蛻，仍要承受的一切之後，他的笑容並不被苦難而奪走。這是怎樣的誕生？怎樣的生命！怎樣的在絕望與死亡裏還有相信，還有對生命的相信，和為這相信而允諾般地付出與拚盡。
孩子！
蘿卜蘿卜是村頭香樟樹下翹首等待電影放映員的一大幫孩子中的一個。鄉村間輪放的露天電影不啻是孩子們的節日。初夏時節，他們圍在一起說話，猜測著這回該放的電影。叫蘿卜的男孩想看《賣花姑娘》，他自顧自地說，先是沒有人理他，後來得到的是同伴們的嘲笑，以強牯為首的孩子愛看戰爭片，《南征北戰》什麼的，對那種哭哭啼啼的“感人”沒興趣，蘿卜就這樣被一圈入圍攻而為“娘娘腔”，大夥笑他跟娘們似的。“蘿卜感到很孤獨。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夥伴不相信他的話，處處和他對著幹”，所以他喜歡和比他年紀大一點的知青待在一起，起碼可以有智力上的共同語言。
蘿卜在這部《鄉村電影》的小說中不僅作為主人公出現，同時他還是一個重要的視點，一個看成人世界的視點。圍繞著他，漸次出現的是掌權者守仁、四類分子滕鬆、富農分子有燦。事件衝突的焦點在於放映露天電影的曬穀場該誰打掃的問題，村裏十二個四類分子，兩人一組輪流值班，輪到滕野；他堅決不幹，正是這一點打破了規矩，讓一貫威嚴的守仁下不得台，仿佛某種說一不二的權威甚至權力地位都遭到了侵犯或挑戰。事件的起始是在講述中完形的，守仁惱羞憤慨，“我用棍子打他，他也不去，我用手抓著他的頭發拖著他去曬穀場，他的頭發都給我揪下來了，但我一放手，他就往回跑。我用棍子打他的屁股，打出了血，直打得他爬不起來他還是不去。打到後來他當然去不了曬穀場了，他不能走路了”，這是被描述的滕鬆，不僅不識時務，而且骨頭忒硬：這時蘿卜眼中的另一個人物出場了——有燦隻挨了黑臉守仁的一棍子便老實服帖地掃起地，而且不敢吭聲。事情並不算完，霸氣得到滿足的守仁是定要找不服他的敵人算賬的，何況有“三點鍾他還沒去掃地我會打斷他的腿”的賭咒，這個中午對聽到這一賭咒的蘿卜而言，是太大的折磨考驗，他覺得大人們都瘋了。這裏，在守仁提著棍子走向滕鬆之前，在一場電影外的戰爭爆發之前的緊鑼密鼓中，老天落雨，作者艾偉借此奏出了一個頗顯意外卻又清純動人的華彩樂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