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三夜，病榻邊的爹娘也急出了病，他們想出種種法，卻隻是對策，隻知道他挨了打，原因是得了他們認定的癔症，沒有人真正知道他的病根與疼痛，因此也沒有人能夠治愈和撫平，於是隻能眼見他的受苦——“昏黃的燈影裏，羊娃子的臉頰十分醒目地凹陷著，幾綹黑發掩不住額頭上的傷紫。他兩眼低垂，幾乎連喘息的聲音都聽不到了，像一隻等待獻祭的羔羊”。
等等，是什麼被這個將生存放在首位忙碌不停的成人世界忽視了？家庭，這最初的棲地，爹娘，最親近最依賴最信任的人，彼此，相互，為什麼會這樣？不是說過，“家庭為其成員提供食物、住所、衣服、保健等；保護他們不受野獸的攻擊；在麵臨大火或洪水等災難時提供心理上的支撐；注意對家庭成員進行友誼、歡樂、精神或宗教方麵的指導、道德和價值觀的訓練……”麼？這段話針對的正是農牧漁的背景，又為什麼一再重映？十歲的羊娃子終於被送到了學校，在這個為進入成人世界做準備的過渡環境中，他坐在最後一排課桌後麵的一隻破凳子上，目光與黑板對視著。他放棄了自己的夢想了麼——那對他而言的最真實，不。
黑板上的字如一群美麗的白狐，在跳來跳去……
現實如何不敢妄說，哪怕誰都不愛了，相信也成為不可能，可是作者不會讓白狐徹底失蹤讓那夢真就成了一場空夢。這一點，他有著與羊娃子一樣的固執。有時就是這一點點堅持，會使虛妄變做可能。
司馬藍司馬藍是閻連科《日光流年》中耙耬山三姓村的第四任村長，這個村子因為未經查明的礦物質緣故，村民們世代被一種喉堵病攔在四十歲的生命這邊，他們早早娶親，早早要孩子，他們在四任村長帶領下曆經壩生孩子、種油菜、翻土、修渠引水種種法和貫穿於中的不變法——賣皮，這個村子三十歲上下男人的大腿上都有幾塊大小不等割皮賣錢留下的創痕斑跡，他們世世代代地走，卻走不過那個四十歲設置的門檻。司馬藍就是在這樣的人文地理中出生、長大的，他先驗承受著這個宿命，他激烈反叛著這個宿命。故事就是從這裏拉開了大幕。
司馬藍第一次看大人割皮，是五歲。那是正在進行時。躺在教火院手術台上的是他的爸爸——司馬笑笑，他躺在手術台上告訴兒子不要對村裏人說自己沒打麻針，可以多賣幾塊錢，他看見大夫提著他剝下的一條皮，薄的如同紅綢子，沒有血跡，隻有紅潤。父親的腿肉上，血也不是嘩嘩哩哩流，而是如人捧在地上剛好擦破了那層眼樣往外滲，滲出一層血珠兒，如新磚房的牆上過了一夜出的汗。
這時候父子的手是攥在一起的，那場對話便出來，孩子問“疼麼？”父親答“疼到麻了也就不疼了”。村裏更小的孩子一撥撥進來，更小的孩子們哭起來，孩子說：“不疼哩，說你看不是跟綢布一個樣，說你看那有些紗布撿了回村還可做襖的襯裏呢。”說這話的孩子隻有五歲。對於人生他已經知道如何去應對了。這是什麼世界？什麼道路？什麼風濤？然而不管它什麼道路與風濤，一個五歲孩子的心已經準備好了。又能說什麼？就在現在寫下這些文字時心要有多大的堅強隻有我知道，而已經不是第一次記述它了，是非要在心上磨下繭子不成的。
司馬藍第二次看，是十六歲。那是創痕結果的麵對。把褲子脫到腳脖上的是他的親生爸爸——藍百歲，昏黃的光亮，伴著教一個人如何麵對人生責任的教育，絮絮叨叨又豁然敞亮地在一個少年麵前展開了。
兩條大腿呈出醬紫色，一片接一片被割下賣了的薄皮，從他的大腿根兒開始，直到膝蓋止住，約有十餘塊，大的如掌，小如椿葉，一塊一塊連著，有凸有凹，凸的像樹上擠出的紅色木瘤，凹處則青成一片水色。
有著這雙腿的人問“怕了麼？”少年沒有回答；問話的人繼續說：“該把村裏的鐵鍁、钁頭、籮筐，把所有翻地的家什換一遍……不要多少錢，我算過了，賣三個兩個人的大腿皮子就夠了。”少年聽著，“孩娃兒，你十六了……輪到你這輩人了。”少年知道，從此往後，他再不是孩子了，他賣皮也再不會是為了給一個人買洋胰子、雪花膏、化學卡子，而是為了一村人的生計了。這番話後，他再也不是這場人生的觀者，而是必須投身其中的實踐者，是兩位村長，也是兩位父親——生父與養父幫他完成了從五歲到十六歲的“看”的，那種直麵的前提是必須的，此後，他就不再是一個“看客”，再不是一個觀者了。他必須在這短如一瞬的生命裏成長為主體。並有所承擔，哪怕自然的生命極限在那裏已經限定，他也必須在一重重於自然生命的生命裏長大成人。這是必得打進的成人世界，不像如上孩子們因受傷而逃離的選擇，司馬藍沒有選擇，他無法決定他個體生命的另外出路——沒有另外，他必須進入這個世界——不但他，他還要帶領全村人一同進入這個世界，並在自然的意義上延長它，擴展它。這是不同於“妖妖”的選擇，卻在某種意味上與“阿義”和“我”有溝通處，他（她）們雖則受傷卻一個拚死也要回到成人世界的，如阿義；一個是曆經創痛還是回到了安寧的成長之中，把童年沉重的影子甩在了後麵，如“我”；不同的是，司馬藍的個體生命比他（她）們都更重一些，那裏麵裝有太多的靈魂，生著的，死了的，他的生命是他們整體的凝聚，所以連暫時地逃離都是不可能的，這個孩子，也從未想到過避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