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機緣已到，“我渴望上路”，隻是這樣一些簡單的句子，寫作可以無目的，可以是記錄之一種原生形式，然而上路的動機還是有功利的一麵，而且相當暴露，諸如“在旅途某處，我知道我會遇到姑娘，也伴著幻想，會發生一切一切；可在途中，我準會大有所獲”，失必有所得，逃脫仍是為了填充，其實是再直白不過。
在講“我”（薩爾）與狄安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對麥田守望的夢者做一回陴，麥田之後，他真就如此，一個州的一個鄉郊小山坡，麥田、山頂小屋，與世隔絕的守望者，一位妻子，兩個孩子，當然還有紙上也有周期地出生的“孩子”（外人們總習慣叫他們為人物），後者的這些孩子中有兩位是《弗蘭妮》與《卓埃》中的主人公，一個妹妹一個哥哥，格拉斯家族中的兩位年輕人，各有各所麵臨的問題，如果霍爾頓還有他可去的田園之夢的話，成年了的後霍爾頓們是真正給卷進了中產階級必擔負的那一部分生活中，是嗬，霍爾頓以後怎樣了，弗蘭妮的卓埃，他倆無法成為相互的安慰，最後隻得搬出這個係列作品的理想人物——摩西，以死去的“聖者”的電話來似是而非地解決痛苦，使痛苦開玩笑似的得到寬釋，神話一樣，摩西的解決搬出了耶穌。看來是什麼也沒有解決，而之所以不能真正安慰，在於“他倆的問題都差不多，就是一方麵痛恨這世界上的一切，一方麵卻又感到自己有必要屬於他們所痛恨的這個世界，因此內心十分痛苦，找不到一條出路”。塞林格的出路尚有遺世獨立的山上小屋，他的霍爾頓的出路則是語焉不詳的精神病院，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弗蘭妮》與《麥田裏的守望者》一樣，都對精神分析家有著特別的反感與不信任，心理問題由此凸現著，卻不是心理學者能夠解決的。這就是這一代人的困境，所以十六歲的小主人公會說：“我是說不到你開始做的時候，你怎麼知道自己打算怎麼做？”（《麥田裏的守望者》，第271頁）仿佛是承接這話似的，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在路上》（On the Road）中的“我”在上路之前並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他隻是遊遊蕩蕩，剛離了婚，想著離開，沒上路之前，西部遊曆隻是腦中一個夢想，盤算著，沒有實施。直到等來狄安，出發，成就著他們兩人質地相似簡直就是天造一雙的“因為瘋狂而生活，因為瘋狂而口若懸河，也唯有瘋狂才能拯救他們自己”的“mad”生活，“我”眼裏的狄安是渴望、憂鬱、敏感的，他執著剛毅、熱情瘋狂又玩世不恭，既局外又投入，兼天使魔鬼於一身，甚至“他那越軌的‘劣跡’也不招致憤懣，被人鄙視，那是美國式的歡樂對人生持肯定態度時情感的瘋狂發泄”，顛覆著的人物，離經叛道的主題，即興式的自發性寫作，連同早於創作的“Beat”宣言，嗥叫與低吟的風格，生活中的地位，自我的烙印與內心的“自決”，還有急促、強烈的敘事又表麵上看有些娓娓道來的節奏，反結構、反情節、反英雄，人物陳列式地進進出出並無連貫諸多因素加在一起，成就著5部42章中北美西海岸至東海岸長途旅行中的潑辣、感傷與悲觀。要說也是處於相近的同時代，凱氏的“我”與塞氏的“我”就這麼不同：凱氏的“我”沒有像塞氏的“我”那樣關起門躲進小樓成一統或是如那人物被關進精神病院，而是打開大門走上旅途左衝右突地完成著悖逆與反叛，這更像一條出路。但別忙著區分，霍爾頓身上其實已經流淌了薩爾的血了，那短暫的離家出走後的紐約之旅其實已然預示了更遠途的疏離與叛逃。一個十六歲，一個二十八歲，精神上他們其實是一個人，隻是二十八歲的那位發揮得更極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