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語是常見的，在“麥田”與“路上”俯拾皆是，“他媽的真混蛋”、“你他媽王八蛋還是上了路”、“老天爺”、“Wow”（哇）此類避之不及，口語化俚語化應用之近還是表麵，它們標誌著的反叛也是表麵——如果跟以下兩點共同處對比來看，兩個未曾比較過的相近處——
一是哲學的選擇，兩位作者幾乎未經商議同時選擇著東方佛教與禪宗，後成為塞林格妻子的克萊在1953年任女友時曾講塞林格跟“他母親、妹妹、15個佛教和尚以及一個說話怪癖的瑜伽教徒住在一起”，短篇《台笛》中寫的正是一個向往佛教哲學的孩子，中篇《弗蘭妮》中的她更是將東方神學與耶穌主禱文連在一起，代言著作家企圖擺脫內心困境追求高貴的精神向度；凱魯亞克更是如此，他對禪宗的癡迷直接表現在小說《流浪的達摩》（《禮佛求經的流浪漢》）裏，南朝劉宋末來的南天竺僧人達摩到中國傳布僧學，在嵩山少林寺麵壁九年修行，以致後來的Dharma一詞竟成為堅心修行、探究教義真理的佛教徒的尊稱。據說作者逝後才得以出版，仍然是凱魯亞克式的自傳體，是他1953年（巧的是與塞林格為一年）潛心研究佛經的隨筆、詩歌、禱文、信件、冥思、對話、雜感的結晶，一群探究佛教禪宗秘密崇尚智慧登上山巔進行靜默修身的年輕人的故事穿插其中，這本書尚無機緣讀到，但王惟文中一句深深打動了我，那本小說裏一個青年與內裏有達摩舍利子的帳篷對話的場麵。站在帳篷外麵的談話人也許不是作者“我”，但那投影像極了凱魯亞克，那種執著到有些傻氣的氣質。有著商業社會裏少有的反聰明式的可愛。不僅如此，凱氏故裏洛威爾市區的紀念公園矗立著本.沃爾塔納設計的8根書柱，深紅的花崗岩上分別銘刻著凱魯亞克包括《在路上》、《孤獨的旅人》等小說片斷，又共同組成著一個具有佛教一基督教雙重象征的曼荼羅圖形，而曼荼羅在梵語中即指壇場，指靜思祈禱的聖地。
二是懷人的柔腸，兩位作者更未經商量，1951年的同時寫作也排除掉了誰受誰的閱讀影響，但是兩部小說的結尾是如此相同，不僅調子、語氣，而且在懷人上——《麥田裏的守望者》是“我隻知道我很想念我所談到的每一個人。甚至老斯特拉德萊塔和阿克萊，比方說。我覺得我甚至也想念那個混帳毛裏斯哩。說來好笑。你千萬別跟任何人談任何事情。你隻要一談起，就會想念起每一個人來”（最後一句肯定是說給自己的）；《在路上》是“除了在孤獨中悲慘地衰老下去，我相信，沒有誰，沒有誰會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我懷念狄安.莫裏亞蒂，我甚至還懷念他的父親老狄安.莫裏亞蒂，我們從來沒能找到他。我思念狄安.莫裏亞蒂”（這個“我”其實正是作者的化身）。思念一個人、一群人在他們那裏有些不可思議，然而就是發生了，結尾的感傷猶疑，甚至有些意猶未盡。你很難設想某種自私的評價還能成立，有悲憫在的，甚至是很深的悲憫，連自己算在內。這一點可能會有更新一些片麵的看法，兩位作者奔波到最後都回歸家庭，而且都與母親一起居住這一點似乎也能說明些什麼：凱魯亞克這個積習難改的旅人自我流放歸來總是回到母親身邊，他渴望一個僻靜安全的巢穴，《在路上》製片權賣掉之後，他跟母親一起到加州，到佛羅裏達，到長島。他的朋友金斯堡的著名長詩《祈禱》也是寫給母親的，其中感人的真誠在美國的物質社會的文學裏實為罕見。這一代，溫情、依賴，還是別的什麼，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們在行為上盡管怪異放縱（中性詞），而在精神感情上仍然是孩子的，所以他們需要母親，需要人的最初始的那份溫情。
哲學、母親，其實都是一種依托，或者歸屬。在形上與親情裏，不知道他們是否最終找到了放一顆流浪者躁動的心在裏麵的寧馨。
隻是在路上麼，那個反叛的目標隻是反叛的形式？《嚎叫》的金斯堡在另首《美國》中或有答案，反戰的呼聲並不比嚎叫更弱，“美國我們何時休止人類的大戰？／用你們的原子彈操你們自己去吧”。直到“是的我不想參軍也不想到標準件廠開車床，我近視精神有病不管怎麼說。美國我是在螳螂擋車了”的劃界與勢不兩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