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超越個體直接經驗的，人類祖先往昔歲月的生活經曆以及在此之前生物進化的漫長延亙的曆史進程中所形成的心理積澱，權且稱之族類記憶（包括部族記憶、民族記憶、種族記憶、集團記憶）。它是遠古時代初民經曆沉澱的經驗在後人身上的烙印，是人類早期經曆在個體人身上留下的痕跡。它常以一種非理性的狀態存在，是人類心靈結構中的一種超個體的力量，是有機生命的底蘊存在，是生命的原動力，是曆史生命對現實生命的介入與關聯。這種先天性向，這種存在於更深的人類本性中的遠古記憶一遇後天生活經曆激發則會顯現出來，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人格內容。對於一個作家，則在他創作實踐中帶上這特有的精神胎記，無論思想深度、題材選取還是敘述方式、習慣母題。族類記憶，這是一個作家人生的命脈與精神中的秩序，是於繁忙塵囂中穩定的、不為所動的、難以擾亂的內心判斷係統，是一種內在的生活方式和內心經驗的曆史的真實。這種潛結構中少有現實秩序原則的侵擾，是一個相對封閉的體係。這就是為什麼部族文化小說的作者大都處於未開發區域或邊界的原因。這一層族類記憶，是烙印也是胎記。
情歸何處少數民族作家作品，血緣力量較之地域觀念更根深蒂固地保留了族類記憶，並能將這一潛在意向在創作中發揮得痛快淋漓。
伊斯蘭民族英武不屈的血性和天然、達觀的宿命構築了回族出身的張承誌的含而不露、外冷內熱的血質，在這種精神血緣裏他同樣承受了回民族的苦難與奮爭的曆史，這曆史更多的是作為一種“心史”即“人類曆史中成為精神文化的底層基礎的感情、情緒、倫理模式和思維習慣等”被承襲的，“心史”不僅指有關心理事件的曆史，而且帶有濃重的原始意緒，在《黃泥小屋》、《海騷》、《金牧場》、《西省暗殺考》中貫注的對不公曆史與外族欺淩的憤怒與抗議，對凝聚有世代心血的信仰、“念想”的維護與敬仰中，我們可以找到那從未中斷的回民族深層心理長期積澱下來的人心的對峙、爭戰的沉重與相持的壯麗。曆史上回民族所受暴虐的殘酷、所負苦難的深重與由此不屈、激烈反抗帶來的慘重的失敗與心靈的戕害，給這一民族打上了有關殺戮、流血的可怖烙印。這種對於自然和人的膜拜與恐懼、崇尚與壓抑，對於現世苦難的緘默忍耐又倔強反抗的矛盾心理無一不投射到他的人生觀念與作品裏。血緣的含義是遠遠超出文化或學術所能作出的概括解釋的，它是一個“命”，使張承誌“天性難改地把民族之劫與生身遭遇連在了一起”，正像蘇菲主義那句格言：“所有時刻都在前定的事情裏，所有事情都在前定的時刻裏。”這種宿命般的原始意緒在張承誌小說中深藏的巨人原型中表露無遺，巨人原型即“我想成為父親”，“父親”在這裏代表著一個部族的領袖，一種血緣的力量，一種族血的延續，它超越了日常角色概念。對“父親”為維護信念與尊嚴不惜犧牲、寧斷不彎的血性，作者表露出滿心的渴望口近作《西省暗殺考》與《錯開的花》中，“父親”意象疊印於金積堡回族抗清領袖白大帥、義士老滿拉、喊叫水馬夫、伊斯兒……和義軍頭領白鋒、宗教導師老鐵阿匍身上，他們以剛烈不羈、憤世嫉俗和真誠堅韌、沉穩厚重而成為回族性格的象征，這種骨血遺傳的火一樣的品性，是作者掙脫不掉的刻骨銘心的根。而張承誌的最新長篇《心靈史》則一反往昔隱匿於字裏行間的對本民族的熱切讚頌與傾訴轉向直接展示回教一支教門——哲合忍耶教派的奮爭曆史，這裏多的是獨白與宣言。作者甘為這一教派的代言人的濃烈情感赫然見於這部書的前言。而它裝幀采用純色的黑底紅字也似乎喻示著一個宗教派別的生存原則與內在精神。生為滿族的龐天舒亦以《藍旗兵巴吐魯》標明個人創作的轉向，作品以“薩滿教”歌詞作為引子，而在正文中不斷重現，以此展示一個民族的強韌內質；對應於野性與熱血的內容；手法上也充滿了對峙與張力，而在完篇之後，作者補白似的寫道：“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是滿人。老祖母……說起我們胡圖禮家族，說起我的一位鑲藍旗先祖……那許多傳奇把天空都照亮了。”這再次提醒我們，在強大發達的漢文化占民族文化比例百分之九十的人文世界裏，還另有著雖勢力微薄卻精神強健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