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部落與家園
記不得開始與結束、日期或界限，新時期文學在經曆了“傷痕”、“反思”，“改革”、“尋根”戛然而止，多種潮派的共生並存代替了以往的曆時發展，小說有先鋒主義、新寫實等實踐交互衝擊，而在文學整體的踟躕處響起的另一種步履，潛在於小說創作中的家園意識與部族文化傾向，與愈來愈明顯、愈轟動的寫實主義相逆反，其靜默強勁又含而不露確亦不容評論界忽視、冷淡。
從大的範疇說，它應劃為尋根的另一支脈流，是尋根後彌散文壇的懷舊傾向，這樣說，部族文化小說為避免狹隘性也可稱之為尋根後文學。不同的是，它更拒斥現實的界限而帶有濃重的血緣與部族氣息，進一步說，它跨越或摒棄了傳統反思的文化層而直接步入更遙遠的曆史時代，以具原始生命力的人群與事物描繪而達到對現代文化孱弱、畸形一麵的反叛。
自然，這使我們想起與之類似的一係列文學潮流以及對潮流的評判。
但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在以韓少功、鄭義、阿城、賈平凹、鄭萬隆為代表的尋根派已成為新時期文學曆史後，空白與斷代似不可免，而文化一旦被觸及並從單純的政治、社會中分離出來的這種關心與反思，則不是一下子便能主觀地切斷的。與“尋根”不同的是，處於潛流狀態的部族文化小說，其陣容、勢頭與影響都因力量的分散（作家不屬一個地域，沒有固定的作家群）和理論的缺失（沒有明確的創作宣言，沒有主導的理論方案）等原因而與1985年以來文學躁動後的沉寂一脈相連。
也許，靜默的實踐源於一種更應珍視的創作心態。文化，在一些時候是需要追尋的狂熱與顛覆的勇氣，更多時候，恰應是一種難得的深沉思考。
但是這種狀態卻使研究者的努力顯得力不從心。對於絕非炙手可熱相反卻頗遭冷淡的這類文學現象的選擇本身，就已預示了這一工作的命運，這命運恰與研究對象的境況合上了節拍。
回歸抑或還原近年小說的部族文化傾向主要表現在題材擇取上，或寫作者未曾經曆的遙遠的祖輩往事或族類回憶，或在對家族史、部落史、民族宗教史、縣誌、鄉鎮野史中的某一段落的勘察、追述中力圖透射一種血脈延續的神聖性，矛盾感，或寫蠻荒歲月、自然環境中人的強悍、鮮活的生命力，或以反曆史主義手法寫曆史，自覺不自覺地帶出對某種單向進化的深刻懷疑，這在現實題材中也有相當的滲透。家園、部落、現實、曆史就是這樣糾纏在一起。譬如，李佩甫自《紅螞蚱、綠螞蚱》到《李氏家族的十七代玄孫》、《金屋》以及《無邊無際的早晨》、《田園》，無論是寫現實還是寫部落曆史，都包含著這種生存現狀與生存原態的矛盾，在曆史——現實、虛——實兩個時空裏往返穿梭的腳印，不能不說與作家本人世界觀中徘徊於對文化與進化的皈依又背離、回歸又背叛、沉醉又逃匿的雙向意向有關，血緣主題、地母原型在這種創作心態中漸漸分化為與土地的分離、家族的分崩離析下的人的生存狀態的無奈，寫曆史發展的代價和前進中的價值悲劇，而人極力抗爭的東西正是他的血脈相依主題的反複出現，又道出家園意識本身的宿命式的悲劇感歎。與李佩甫以寫現實解體回視部族文化不同，鄭彥英近期小說比之李氏心態的拒斥、眷戀，表現出一種更為明確的動作感與指向性，《西風》、《黃道》還可看出作者評價時的兩難，但到了《石胡笳》與《秦腔》則將一種原始力量寫到極致，在矛盾陰影減弱的同時，掩不住的則是對一種與現實孱弱對立的強力與精神的敬畏、懷念，這種仰慕之情甚至不惜形成對曆史發展中惡的因素的肯定。這種區別應歸結於影響兩位作家人格結構的遺傳基因、地域，文化，中原文化積澱的深厚與沉重和關中地貌所對應的曠達、粗礪性情比較起來，後者更易拋開思辨而選擇極端。同是關中秦川地域的楊爭光的小說，也透露出了這種氣息。
其他如周梅森的係列小說，田中禾的《轟炸》等，雖不屑嚴格意義的部族文化，但都呈示出一種“回歸”的走勢。不是回歸原版曆史，而是回歸創作者心目中的曆史，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又跳出曆史事實的樊籬走向心理的現實；一方麵回歸鄉村（部落的一種遺存形式），一方麵還原人之樸質與率真（部族人的一種內質），而無論回歸，還原，都蘊涵著一聲提問：家園在哪裏？有沒有可以回去的家園？“沒有田園！”這是李佩甫想在《田園》中說明白卻愈說愈不明白的一句，以致作家本人也掉進田園的眷戀與沉湎裏，小說結尾主人公跪在生養他的土地上叩頭的虔誠動作使他旋即棄村出走的行為顯得可疑。楊金令不是高加林，卻承襲了高加林式的矛盾，隻不過他不是在城鄉兩個現實間舉棋不定，而是在心理與現實的兩維空間中舉步維艱，田園（家園）作為人精神慰藉處所的無償性與寬容，使得作者本人無力否定它而按作者理性的預先設計去發展，淡泊的手法當然更無法掩飾其靈魂的掙紮與矛盾。家園遺失在哪裏？又將在何處得以重建？這一思路使得眾多作家踟躕於已失與未得的空白間，追尋過程的鏈條在這一段與其說是向往不如說更多地靠著懷舊來連接和維係的，所以，目的地的指向亦是多元的。“家在哪裏”的精神彷徨在這裏微妙地轉向寫對生命的理解，以上的問句就這樣由文學切人了人生。但在這疑問裏包含有對來路的過於頻頻顧盼，也使得創作少有一種堅定無畏的否定氣度，在張揚生命的同時是否也泄露出它不敢正視整體生命的底氣不足與現實懦弱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