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文學來講，反省的任務遠未完成。
審父戀祖尋根的惶惑一開始，尋根文學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迷惘，對文化二元的矛盾的不同理解和對“尋根”被動性本質的主動選擇使尋根派關於尋根的口號、宣言尤其是與理論不相符合的創作實踐，充滿了難以解決的悖論。
1985年起至翌年，“尋根”的聲音響徹文壇；韓少功《文學的“根”》，鄭萬隆《我的根》（《上海文學》1985年第5期）、《不斷開掘自己腳下的文化岩層》，阿城的《文化製約著人類》，鄭義《跨越文化斷裂帶》，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文化”的尷尬》，遍及《文藝報》、《文學評論》、《小說評論》、《文學自由談》、《讀書》的專欄評論；以及人們由此展開的文學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學術討論掀起的前所未有的對文化人類學的普遍關心等等（這種思潮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大批文化人類學著作被譯介過來，學界的這種主題偏向不能不說與當初“尋根文學”的推波助瀾有關）。伴隨尋根派的理論宣言，尋根文學的創作實績也令人刮目相看：或對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心理中愚昧、保守、呆滯等傳統惰力與病態進行批判，或對植根於生命個體維係民族存續的生力與優根加以張揚；或發展為對於古樸風俗、原始事物等情感上的向往崇慕，或表達“一種對於比當時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為本能的、更加熱切的生活方式”的酒神式的“熱望”，前者以韓少功（《爸爸爸》）、張煒（《古船》）、洪峰（《瀚海》）為代表，呈現出批判的走勢；後者則以阿城、何立偉、莫言（《紅高粱》）以及《生命之流》、《生命之覓》的洪峰所推崇的對民俗文化的精神回歸一以貫之。概括說，前者意在“審父”，後者偏重“戀祖”，隨著文化一進化母題的迸一步衍化、創作實踐的鋪展與深入，可看出“尋根派”實際所持的對待文明的不同態度，一方麵是由文明的悲愴而感“改造國民性”的需要，一方麵是由對文明異化的感受而呼喚野性，這種矛盾當然是埋在宣言背後的，在得到與失去間的躊躇使他們在獲得了一致的前提後分裂為兩個聲音。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在當時熙熙攘攘如市聲般的讀者爭論裏此起彼伏。
有關尋根的民族化、現代化、世界性等等問題的爭論，確實有助於澄清一些在創作前遠未得到很好整理的理論背景，並對於文學的文化反思有不可低估的現實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場筆仗似乎打得過於概念化，反而籠統地分不出問題的主次更為可惜的是，尋根一開始便陷入的文化分歧並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以至隨著發展，在它亢奮地步入高峰之後由於沒有理論的進一步支撐與創作的相應依托而跌入低穀，陷於惘然。譬如，“審父”、“戀祖”這兩個詞也曾在尋根討論中頻頻出現，它們所標誌的兩種文化態度也曾被提及但卻一帶而過——問題隻是輕觸了皮毛，遠未得到解決——文化作為傷口與借口，同時發揮著效力，這種折磨到根基、痛到心核的過程所帶給我們的絕非隻是蛻皮的艱難。
尋根的茫然導源於尋根意向的不明確（在“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這一出發點上是共同的，但如何認識則存在明顯的兩種態度），例如，韓少功“民族自我”的重鑄意識所涵蓋的尋根“不是出於一種廉價的戀舊情緒和地方觀念，不是歇後語之類的淺薄愛好，而是一種對民族的重新認識，一種審美意識中潛在曆史因素的蘇醒，一種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對象化的表現”；而阿城則偏重強調文明的丟失物，他對禪宗、易經的空間結構等“中國哲學與文化中含有的自然本質”推崇備至的態度，在他的尋根亮出偏重承繼、張揚傳統文化底牌的同時，顯然否定了他的“民族重鑄”會首先曆經對劣根性的揭示而走上“改造”之途。這兩種貌合神離的文化取向似乎已經奠定了一個結果，而理論準備的不足（宣言的突兀，缺乏厚實的文化哲學功底，隻依托現代文明與反現代化思潮相衝突的西方文化背景，思維起點有一半依然是西方式的，是被動的主動，“文化斷裂”立論根據不足，過於感性化）、理論本身的矛盾（如上所述），以及理論與實踐的脫離（現實因素不可免導致“張揚民族傳統文化”的尋根中途轉向“改造國民性”，以反封建為第一要義），使作為內化文化的尋根文學思想漸趨架空，理論對實踐的不能涵蓋與包容，或說實踐中的作品經驗思想與先驗理論的脫節，造成了“尋根”意圖的愈加蒙昧不清。再伴生有論者、讀者各異的接受語碼，使得對尋根文學的討論陷入對文化重新界定的怪圈中，循環的混亂與三岔口式的誤讀大大削減了尋根文學本應有的給予文壇與人心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