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部族文化小說是優劣參半的，它呼喚野性的主題當然不能單純理解為一種無視社會規範的主張，也有其促進人性發展的願望。人性發展與社會發展的互為前提性則表明，這類文學的思慮與探詢在人性完善的同時也包括社會規範的進一步更新與發展，因此，它涉及自然保護、人性建設、社會發展等方麵，有一定的文學美學價值。但它也存在對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人道主義的局限性認識不足，對原始的負麵理解得不夠，對超人與超驗的思想哲學過分推崇。總地來說，這類小說意象上擇取明確：包括戈壁、草原，荒漠、大阪、平原、牧場、湍流、高原，與自然背景相對應其風格追求原則可總結為凜冽、蒼烈、悲壯、淒美、冷峻甚至殘忍。誠然在傳奇色彩、苦難生涯、流浪漢形象中，在自然與個體的強悍與剛性中糅人了對生命價值的肯定與張揚，但如何在類的、集團的、集體的、部落的、族的思想中，在烏托邦建設即虛構出另一世界與不完整、不完善的部分現實對立的決心中，在確認個體價值與集團利益的雙重基礎上，以現實思考的介入對桃花源式的暖昧予以澄清，恐怕是它所要反思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團體意識、國家意識、民族意識淡薄的今天，在以人類利益涵蓋也相對抹去了曆史階段中的民族利益、愛國主義思想概念以消解達到趨同的流行觀念裏，部族小說能否堅守自己助於國民精神的強化與民族凝聚力的增強，如果能在人物一家族一民族一種族一人類的鏈條發展中融入對曆史的責任對未來的使命，部族文化小說則可望誕生紀念碑式的作品。
但願這樣的想法不是神話。
1992年9月
2.“審父”與“戀祖”
經由理論倡導、創作實踐與評論界鼓噪而沸沸揚揚的尋根熱，已冷卻六七年了，隨著尋根派的解體、尋根文學的逆轉，有關文化反思的話題已不像前些年那樣能引起理論界的關切或不安了，把這些陳芝麻舊賬抖落開來，在當今波浪疊起的形式主義熱潮裏，顯得尤為不合時宜。然而，尋根存在於新時期文學的事實及其對今天的影響力，使我們談論起它就像談論剛剛過去的昨天；時隔六年，往事也看得更清楚了，比照尋根由“熱”到“冷”那段轟烈又倉促的曆史，我們感興趣的是它作為一種已逝的潮流所遺失或留存下的東西，是它作為一種意識深嵌在文學對曆史文化的認知裏的意義，是它本身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所能反映出的根深蒂固的審美結構與民族心理，並且，那種固化與循環又在做著怎樣的進行和持續。在當時炙手可熱的“尋根”爭論中，是不可能獲得這種審慎與冷靜的，得益於時間所提供的機遇，時至如今再續起這個舊的話題，便有了可供研究當今文化小說的參照係。
尋根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今天的價值，首先在於尋根文學作為一種反撥力量達到了當代文學前所未有的激烈口關注文學內部思潮流變的論者會注意到，新時期文學的反撥力量從“傷痕”文學開始，並步步深化，由社會政治到道德倫理再到文化心理，以致文化心理內部又分為諸多小的變項；而從文學內部看，文化心理的注重又是對道德倫理、社會政治的反撥，這反撥不僅在藝術上，而且暗示了文學的一種意識趨向，其間，尋根思想的迫切、尖銳都對這種趨向起到了推動作用，並強化了新時期文學的反撥力量。反撥是三重的，內容、形式和意識。從這個意義上看，“審父”與“戀祖”所代表的兩條思維線路就決不僅僅是尋根文學內部相分歧的兩種文化態度，而是新時期文學的兩種相互膠著的矛盾情結，它們的彼此交融與消長，甚至貫穿了自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的始終。
文化土壤、精神氣質、理性認識、內化的體驗、封建與反封建鬥爭的輪回，什麼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根本問題？文學的深度價值究竟在哪裏？中國文學又將如何在不破壞古樸文明的基礎上完成挖掘與批判愚弱國民性的使命？它如何加入到“民魂重鑄”中去而不推卸它人道的責任？種種問題，接踵而至……也許，“審父”代表的文化反叛精神與“戀祖”依托的文化自足心理以及這兩種文化心理的較量，會為我們反顧尋根和本文在民族文化心理背景下將要進行的對尋根後文學文化主題流變的探討，提供一些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