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根“戀祖”的逆轉，淡化了“審父”文學的懷疑精神與危機意識，削弱了民族病態一麵（孱弱、貧困、落後、守舊）的表現力，文學的“憂患意識”、“啟蒙作用”被遮蔽，阻礙了文化小說的心理深度和正常發展，在關注形式的同時，文學的平麵化追求已使得作家難以在摹寫外部世界或對祖上家業的津津樂道之外而對居於文化形態之下的民族心理再做深入反思。道路出現了塌方，尋根所標誌的箭頭已不再指向內心體驗，或許正是這種揭出自己、批判自己所引發的疼痛造成了這場滑坡，體驗的目光被阻隔在這邊，回避體驗的寓言便應運而生了。當然“戀祖”是最好的借口。情感力量對邏輯力量的取替，使文學對文化的反思顯得盲目倉促、浮淺潦草。對於文學而言，它所麵臨的斷裂非但不是如阿城們所言的五四對“民族文化的”破壞，恰恰是魯迅“審父意識”的斷裂，一種盲目的自大消解了這個偉人所提倡的向內檢測自己民族的冷靜與自覺。這大約是與國人文化心理結構及其脆弱的承受力有關的。障礙不是來自現代化的衝擊，恰恰來自對現代化衝擊的莫名恐懼，這種恐懼滋長的土壤或許維護人性的成分很少，反而扯著人性之旗掩飾其閉塞、守成、無知、狹隘的文化心理口所以，新時期的文學“尋根”所麵臨的不是東西方兩種文化夾擊下的客體的無所適從，而是對兩種文化的主體選擇都太過倉促而且被動，這是它不免夭折的主要原因。正如當時已有人預言的那樣：“‘尋根’文學一方麵力圖重鑄民族的自我，一方麵又在淳樸的風土人情之下唱起了對傳統美德的戀歌，結果就有可能在找到民族的自我傳統的同時重新丟掉覺醒了的人的自我，致使重鑄雲雲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話。”可惜這樣的聲音在當時被湮沒在讚語與菲薄的嘈雜裏，並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戀祖”原始文化思潮依然席卷文壇，也許在“審父”與“自審”之後，我們真的孱弱到需要這樣的強心劑？還是在中庸文化遠未隱退的國度裏，這樣的平衡在我們企圖抗拒之前就已裹挾了我們去？
袖手先鋒逃路曖昧的邊界先鋒派對文化的態度是袖手的，它對“審父”、“戀祖”消解的同時而取締文化本質，其做法借助的又恰恰是兩種尋根共有的形式：回顧。因而，先鋒派的麵貌不得不被認為是“向後看”的文學——時間：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更久遠或年代不明；地點：小城、陋巷。蘇童、格非、餘華、葉兆言被評論界看好的作品，無一取材於當今。就比較民俗文化的複興宏願來說，他們更看重的是筆下事件與當今時間的這段距離，而不是通常他們放置故事的那個氛圍。很明顯，與賈平凹對商州村寨、汪曾祺對江蘇高郵深情注目的精神回歸來比，先鋒文學的無文化狀態是一種精神無從安置的“遊移”。以餘華小說為例，《古典愛情》、《鮮血梅花》都試圖借古人或虛擬而寫人生中的偶然性，然而命定的循環和人在循環中的渺小感卻通過不喜不悲的自然主義態度表現出來，以致這種深蘊存在的含義在一種冷酷的中性敘述中不斷被解構，在幾近可看做自傳的《呼喊與細雨》中，寫祖父、父輩人時亦充滿了把玩、雕琢、調笑的態度，再也找不到尋根文學“審父”時的痛徹、心悸，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合理發生，沒有什麼可值得大動肝火，或為之點燃熱情的。
先鋒派在拋棄了“戀祖”帶有的融民族文化重建的複興情緒的同時，也對“審父”包含的憂患意識不屑一顧，甚至不是懷舊。在這裏，有關“審”、“戀”、“懷”等字眼所帶有的情感色彩與主體因素被一致抹去，降至零度，先鋒派之所以“先鋒”大概即在於它對這複興與憂患的全然拋棄，對於他們柔弱的肩膀來講，一個民族太不如一個自我來得輕鬆，魯迅的拯救國人魂靈的“現代理性精神”與沈從文人性緬想的“精神返鄉情緒”，以及橫亙於文學、曆史、自我之上的那個文化係統，都被他們或多或少地看做非文學的負重，渴望跳出也是尋找逃避之途的先鋒所追求的大概隻是一種無所依傍的純粹（或虛無），或通過對兩種文化態度的拒絕甚至以對文化態度本身的取締而達到純藝術之境。不難看出，諸如“遊戲”等以藝術為借口的形式主義理論從敘述、方式、語言、結構內部更新文學觀念使之從非文學的政治、經濟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消解著“憂患”、“職責”和“使命”。也許，先鋒文學對人生存境遇的了悟有其獨到處，但這一有關生存的見解的深刻敏銳又同時被他所崇尚和運用著的不偏不倚的中性敘述迅速瓦解，這種抽空一切的冷漠以及隱藏在這冷漠敘述背後的不投入，是不是已經透出了某種文化折射的陰影？清算的歲月已經結束了麼？文化批判的使命已經完成了麼？我們找到那個根基或內核了麼？或者前人做與不做，已完成或未完成，都影響不了喝茶看戲的我呢？為什麼“作家越來越善於用平靜微笑的態度遠遠地欣賞自然與生命，用和諧悠然的態度去稀釋人的衝突，看械鬥爭執就好像看湖光山色、灰鳥翠竹一樣保持著不悲觀、不困惑、不心悸的態度。能‘從血泊裏尋出閑適來’？”為什麼文學發展到今天卻成了一種無關人格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