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有限閾的，因而文學應該是具有超越精神的，文學的超越首先在於作家人格的自強。文學是人格的投影，什麼樣的人格對應於什麼樣的文學，而一個敢於不斷滌除自己身上奴性的人，才有可能談到他進一步鑄造民族品格的使命。
文學、文化正是這樣相反相成的，無論你作為一個人如何感慨機器的喧囂、汙染的擴張、生態的危機或信念的喪失、精神的貧困、素質的下降，無論你怎樣在這之上作為一個作家選擇怎樣的創作來做人生的依憑，我願你們用心記著：“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說這話的人一輩子正是這麼做的。在暗夜裏，他點著了痛著的心，把自己燒成了一隻火把。
以上是我近期對文學的文化思考，話題是由尋根文學的兩種意向引發的，而作為尋根後文學發展的隱線，它們消長、沉寂的文化心理又使我的論述多次越過了文學本身，受著埋在文學之下的文化主題的吸引，說了以上這麼多，不無偏頗——隻是想在形式主義泛濫及理論界的姑息之外，說些自己不同的想法。在我們能夠坐下來安然討論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純粹藝術的一麵之時，還有一些東西是不應被我們輕易丟棄的。譬如，文學的建設功能、批判精神、價值關心，文學的民族重鑄意識，以及它為尋找推動曆史前進與文化更新的內在力量而不惜潛入曆史生活積澱的深層結構中對整個民族人格進行檢視的勇氣。
也許這才是文學苦心孤詣所要尋找的地殼之下運行的岩漿部分，它首先是一種精神，然後才能做到對違背人性的行為說“不”，對符合人性的做法說“是”。這就是我所希望的當代文學。意識到這一點，它距離走出文化困窘的那一天怕已不遠。
1992年6月22日
3.家族與鄉土
從來，家族情結都是作為一種文化複合體，補償或平衡著文明象征同時也是文明遺失物的文學，隨著工業社會的加速推進，這種狀況，在20世紀更加凸顯。正仿佛是我們在前行的同時不得不棄掉包袱而又在棄掉時不能不為這曆史要我們付出而非我們自願付出的代價歎惋一樣。應運而生的家族回顧，從19世紀末那部《紅樓夢》埋下的伏筆，到20世紀末的新曆史小說、新感覺派、尋根文學、後現代主義先鋒小說，幾乎囊括了20世紀尤其是後期中國所有文學運動和文化思潮。家族主題，不僅跨越了曆史的迷障，而且超出了技巧、形式、方法與敘事。可以說，沒有一個曆史時期或階段，像今天這種對人命運的關注以及在這關注中所注入的曆史感，能達到當前所具有的這個深度。
本文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的，試圖探討貫穿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家族一鄉上”母題，而它在整整一個世紀的動蕩裏能夠相對不受政治社會、經濟條件、文藝運動文化等潛在性的影響，又提示了這一切外力背後的中國傳統內質的堅硬和它對文學強韌的滲透力量。浸潤往往是緩慢的，而僅僅是時間的契合使它在同樣土壤的外界文學中找到了參照麼？20世紀六七十年代興起的拉美“爆炸文學”，其碎片在十多年後緩緩落在大洋這岸黃土地上而立刻濺起的萬丈塵土，使我們看到了源於文化也源於生存的共鳴背後一種更廣闊意義的人類家族的聯係。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等作為橫線，《家》、《春》、《秋》（巴金），《雷雨》（曾禺），《四世同堂》（老舍）等作為縱線，以及更早的作為一個王朝的蒼涼背影的《紅樓夢》，為我們的討論提供了支點。
為敘述方便，我們將“家族一鄉土”母題歸類為一種亞文學思潮，它的潛流性質，與那些經由理論家提供（如‘改革文學’）或外國文藝思潮引進（如“後現代”）而產生的文學思潮不同，它帶有更濃的文化意味，更悠遠綿長、纖細柔韌而不具轟動性，也更符合“思潮”內涵，而不似於其他外力下引發的自覺，人為的“一窩蜂”運動。其冥思性、自發性無疑也更透視出一個民族未經修飾的文化傳統，並更本真地反映出作家的人格心理和附麗於這心理背後的國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