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土的束縛與光榮、文化批判中的暖昧、批判與溫情雜糅的鄉土情結、意識與潛意識的雙重分裂和大於作家本人的部分鄉土文化從內部消解了文學的“審父”意識與批判精神，並將作家本人分割在世俗生活與精神成長的永恒悖論式的掙紮中。而這掙紮帶給文學的尷尬決不隻是意向的簡單轉換，批判意向被消解了，由崇慕意向發展的沉湎意向和代表這一意向的溫情主義的泛濫正說明了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心理吸引力與同化力，連作家也不能逃脫這個怪圈，也許這份掙紮從阿Q力圖畫過的那個標誌著無限循環的“零”的圓便開始了。所以這類小說采取的與音樂回旋曲相近的結構絕非巧合。小說結構像一個圓環，曲式（情節）發展好像始終出自離心力地向前運動（高加林、楊金令們對鄉村的逃離），又每每向軸心折回（他們最終對土地的回歸），這種循環使情緒達到一唱三歎、回旋纏綿、餘音繞梁的感應效果（《鄉村情感》中由“我”吼出的“麵條飯”歌），這種疊唱手法強化了“溫情”效果並以這種溫柔之絲結成了蠶繭，一層層將讀者裹住，一麵是鄉情溫柔的鎖鏈，一麵是對內視的逃離；一麵是對情緒的關注擠走了價值關心，一麵是理性精神可怕的平衡力——蠶繭變成了硬殼，把我們的作家緊緊裹在鄉土裏麵，使他們精神的目光無法穿透曆史文化的層麵而探究實質，使他們在外界受傷時找到了可供退縮的寓所；這寓所一樣的外殼使他們溫暖，使他們安於微醺的回憶；這回憶使他們不再想去睜大眼看那鄉土裏同樣在瘋狂生長的稗麥。津津有味的沉醉、寡欲清心的中和再度割斷了“改造、重建國民靈魂”的主題：一麵是民族文化的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一麵是傳統文化的軟弱與惰性，從高加林、楊金令、楊潤生身上很難說看到的不是我們自己。隻是包孕並保存於鄉土硬殼中的東西被對異化文明的抗拒和對樸質人性的張揚所遮蔽了，鄉土，我們的文學並未打破這個硬殼，反而將它當做一劑包裹我們傷口的創可貼。那個在囚室裏動手砸破鐵窗的叛逆猛士如今去了哪裏？
文化守成限閾文學的超越也許我們暗中已經漸漸接近了那個有關文化的命題了。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思潮間無休止的衝突在於現代化的悲劇內涵：“它帶來的每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其它東西作為代價。”現代化的、民族的、文明的、原始的、異質的、本土的、綜合論上的進化、淵源的留存等不得不在這一前提下采取應對或自衛，這種自辜鴻銘、梁漱溟、梅光迪已開始的本能抗拒到20世紀80年代末並非“最後一個”的李杭育的持續性，說明：文學無法從這種對外的文化應對中脫身出來來磨礪它對內反封建的利劍，現代經濟、技術思潮衝擊下的文學正如19世紀的宗教（無法與科學思潮相敵）的沒落，這種快速的擠壓所標誌的社會發展剝奪掉了宗教或文學的理性一麵，而逼迫它不得不選擇或靠近、接受非理性諸如情緒化、神秘性來作為支持自身的頂梁柱，這種置換不能不說是一種畸形的精神發展，一種被迫，一種較矯枉過正更糟糕的文化變形。而文化為什麼會變形？這又與曆史上我國傳統文化一直處於防衛的地位有關。這種防衛心態下的文學正如一個未準備充足就被推上擂台的拳擊選手，一陣毫無章法的招式之後，便顯出力不從心的虛脫。正如美國學者艾愷所說：“現代化本身具有一種侵略能力”，而在這種“侵略”性麵前，隻有具備強有力的文化才能克服由外來文化所帶來的“自我認同”的急迫感、落後的自卑感，或一種因過度憂懼害怕而反應為誇張的自負與狂妄。而真正強有力的文化恰恰是敢於自省的文化，為求自新，敢於自我批判、自我審析，也隻有這樣，才能克服長期以來的國民封閉的慣性心態，民族也才能借助反省的梯子向上走。真正的文學不是為了保存人類文明所要求付出的那部分而龜縮到單純的民風淳厚中去或以浸泡於帶有原始色彩的文化風尚中自安自慰，真正的文學應該是在內在的文化與外在的文明相分歧相對峙時也能有所從容，一麵自尊、自信，一麵自覺、自省。防守的文化已經造成了我們文學的軟弱，時而它是為保自身以“戀祖”敵視同化的強心劑，時而又成了畏縮於現實醫治傷口的溫情創可貼，也許理論界早該呼喚一種自強的精神，而不是一味沉湎於敘事、結構等外在包裝的可怕嘮叨中去。我們的文學已經付出了代價，假如還能允許冬烘學者們對外表事件口沫橫飛地講上十年，那麼，下一步我們付出的代價可能就是文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