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陳忠實《白鹿原》為代表（陝西，簡稱陝，黃土地貌，秦、唐等著名王朝及聞名中外曆史大事件如西安事變等發生地）。國成立半個多世紀近當代關中的曆史畫卷口同時也著重寫了以白嘉軒、鹿子霖為代表的兩大家族的爭鬥、變異以及父權的淪落。家族命運作為民族曆史的投影，涉及家庭的哲學基礎、婚姻儀式、夫妻關係、寡婦與亡夫關係、尊師製度、對人生晚年的態度、祖先崇拜、宗族勢力、地域觀念、血緣意識等方方麵麵。有意味的是，作者從生殖文化人手，即白嘉軒連娶七位妻子以求子嗣，一下切入了以父子為軸心的親族結構深層，揭示了家族傳宗接代的實質，由此展開白嘉軒置田畝、立鄉約、修祠堂、建學堂、正民風、興仁義等一係列建家立業的舉措，更為深入地探索到家族內部事務的文化內涵，將家族與民族、政治與宿命、國史與心史、命運與心性的相契與悖反結合起來，並在家族演進流程的豐繁裏，通過修身齊家的白嘉軒與治國平天下的朱先生確認了民族精神的同時也代表了作者本人人格理想的兩麵。陳忠實以懷舊的執著重塑的“白鹿精魂”，使曆史題材小說由史的價值跳躍到詩的價值層麵。然而，其表述的以家族文化為代表的傳統之韌性、之樊籬，又使我們不能僅僅從史詩角度來評判。正如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忠實寫道：“這個村莊和白氏家族的曆史太漫長太古老了，漫長古老得令它的後代無法弄清無法記憶。好幾代以來。白家自己的家道則像棉衣裏的棉花套子，裝進棉衣裏縮了瓷了，拆開來彈一回又脹了發了；家業發時沒有發得田連阡陌瓦連片，家業衰時也沒弄到無立錐之地”，形象說明了父係家長製的延續性、凝聚力和嚴明的族規綱紀使家族處於無大起大落穩定狀態的基本現實。對於正、反、合的曆史，作者“創作談”中有一句：“所有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複興複壯過程中的必然。”與題辭引用巴爾紮克“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曆史”的話一起，提煉出整部書的主旨。
也就是說，相對於傳統中國人文化心理結構而言，《白鹿原》更注重民族生態與人的生命曆程所構築的曆史。因此，它在政權、人性、人類文明史三種真實觀中選擇了後者，由家族興衰消長所鳥瞰到的一切，他都要作出道德一曆史一美學一人類學的綜合評價；在這評價之上，又由兼有讚賞與批判的曆史主義的公允態度做統領。所以，盡管白嘉軒、鹿子霖兩家族長之爭有其傾軋的黑暗性，盡管白嘉軒所宣揚的仁義禮智信及其在宗族內部所行使的強權控製有統治獨裁意味，他依然被描寫為族長中的仁人善者。其超越紛亂世事、“腰杆始終挺得直”的長老風度流露出作者審美的鍾情。作者不掩飾他對傳統複歸的雄心，在白嘉軒與朱先生——鄉紳與文人身上他注入了太多的期望，較“白鹿精魂”所鑄就的聖人人格而言，禮教之壓抑、家教之限閾、族規之殘酷以及專權對自由的剝蝕，在曆史的演進中，或可從略不計。這是陳忠實一代人的癡迷所在，並且，這癡迷隨著工業文明、商業社會等世界化的後現代思潮的推進而變得更為深切。我們從中看到了倫理規範、文化心理、鄉俗民情之上的一種信仰，其力度與質感在超越文化評述的同時也超越了曆史。所以，《白鹿原》從這個意義而言，是理想主義的，是作者附麗於一片風土和一段曆史的心象。理解了這層，便不難想象作者寫到虛偽狠毒的白孝文得勢時的痛徹，比起這個，作惡一世的鹿子霖陷於瘋癡的病態晚年反被蒙上一層淒涼色彩。魔幻迷離的白鹿傳說與從此置換出家業興衰的帶有神秘色彩的鹿家原坡上二畝慢地，曆史究竟以怎樣的方式完成著怎樣的循環與推演，作者給我們留下“粉白杆上粉白色蘑菇似五片葉子”之謎的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對曆史的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