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這三種家族主題變奏為主體，已形成三股流向性較強亦較廣泛的文學景觀，以下作為副歌的三種支脈尚未形成強大的文化陣勢，而更具個體探索性的特征。
副歌一：邊地精魂與家族
以《係在皮繩扣上的魂》聞名文壇的藏族作家紮西達娃更關注的似乎是家族故事、邊地情境背後的民族精魂，這一意向在其新近長篇《西藏，隱秘歲月》中做了小結。小說將1910～1927年，1929～1950年，1953～1985年三段時間西藏社會的歲月變遷抽出來，寫了達朗家族五代人的生息繁衍和幾代女人次仁吉姆的命運。“通過自己的筆畫出這個民族的靈魂”，作為一部民族魂靈的家族史，其中的“次仁吉姆”這個不斷重現的名字是有意味的，如小說中言：“次仁吉姆就是每一個女人”；更有意味的是，年青一代次仁吉姆對老次仁吉姆的最終背叛。家族與傳統的態度是深寓其中的。
副歌二：女性命運與家族
趙玫以滿族後裔身份寫下的半自傳體長篇《我們家族的女人》，其民族情結則一再被女性情結衝淡，小說以“我”與“他”的愛情自敘為主體，不斷穿插進奶奶、大娘、嬸嬸、姑奶奶、大姑、姑媽、小姑、嫂子等在情感生活上各不尋常又結局相似的命運，剪影式地勾勒出我們家族女人的群像。作品收入“大陸女作家愛情係列叢書”，寫的也確實是男女婚戀、情感糾葛，值得重視的是作者以對“愛是永恒的忍耐”這句祖母以來的命運的信奉不斷切入更深的情感追問，以對金戈鐵馬民族與血灑疆場的先祖、炮火硝煙的戰事等掠影般回視，更認定的是那個關於女人的剛烈、極端和逃不脫的定數與宿命。血、血脈，血統、血緣；命、命運、命定、宿命等字眼交替出現，疊印出作者內心的掙紮與混亂，和這混亂之上的堅定、果決，“這是一部由血緣而造成的家族的哀史。這哀史中的不幸者又均為女人。”“家族是一扇巨大的門……隻要你走進來無論你是誰，你都將被籠罩在家族的命運的陰影下。你們中一個也逃不脫。”這種已近乎信誓的句子標明了作者對“血緣神秘聯係的默認，對血統與命定圈索的屈從”，與其他家族主題的變調不同，趙玫對家族的坦率態度直接來源於她對血脈延承的頂禮膜拜，“一代又一代，血便是曆史”；“你並不孤單不是你一個人。你是被係在家族女人的血的鎖鏈上”；“我那家族的血正在我體內循環並已經越來越清晰地顯示出了一種無以抵抗的力量”，家族在趙玫筆下不是作為一個背景，一個文化象征，或是民族的縮影，而僅僅作為一個天命在最基礎的意義上被繼承著，文明賦予在家族觀念之上的種種表象被剝蝕了，“血”的意象使趙玫的“家族”充滿強烈又迷離的宿命情結而沒有文化所帶來的批判意識或人格分裂。這是趙玫較他人的更徹底處。所以，盡管現代作家“我”滿腦子飄浮著杜拉、伍爾芙、卡倫的影子，但還是無從擺脫那個與生俱來的血的宿命和家族神秘的咒符。
副歌三：個人心史與家族
以描摹世態見長的王安憶也許在其幾年前的《流水三十章》已暗示出了今天的一種家族走向，近作《紀實與虛構》、《傷心太平洋》、《光榮蒙古》、《進江南記》將自己的家族納入改寫、創造的範圍。其間有“茹”姓的考據，有浩繁史料的尋覓，有龐雜典籍的佐證，有流布於傳言間的先祖往事，曆曆在目的是家族的幾次重大遷徙、變故。從北方草原的天寒地凍寫到刮有灼熱海風引入傷痛的馬來西亞檳城，再到溽熱潮濕的南方水鄉，家族的經曆於駁雜豐富的史實掌故中剝落出來。在目前文壇“尋根熱”冷卻凍結無人問津，作家紛紛將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海洋時，王安憶一個人孤軍奮戰式的“尋根”所帶有的更個體的意味，反而更能透視出世紀末現代都市人心態的普遍性，“沒有家族神話，我們都成了孤兒。淒淒惶惶，我們生命的一頭隱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另一頭隱在迷霧中。”王安憶於“孤島”中寫普遍意義上的“移民”的悲哀，於撲麵而來的市民主義成為主宰的平庸裏，即便是虛構也要創造出一個英雄神話來。對“家”的烏托邦式地回視、追尋，與“遊牧民族”、“移民性格”、“漂移”、“外來戶”、“沒有家園”等語彙一起，輻射出王安憶於人類的高度而非性別、種族層麵的注視人生的一貫性。家族，由此越過民族，被視為人類的縮寫。王安憶在日漸冰涼的功利世界，寫自己的刻骨銘心，寫親族或家族曆史以作為“創造世界”的一種方式，從柔然族到蒙古族到浙江紹興“茹家樓”，將尋根、成長與幻想融在一起，她所要對抗的是什麼呢？是一種臆想中或是往日中的強悍！家族作為人類存在與生活的世界性背景，在她筆下，交疊著繁盛與荒涼，這就是王安憶的家族故事。與其說她是在回答“誰家的孩子怎麼長大”這一困擾現代人的普遍焦慮與生命哲學的基本命題，不如說，她同時以這種創造神話的方式將一個融入了自己寫作夢想的有關生存的更高理想落到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