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將整體人與生態圈相聯係的全景式地理解人格與文學的態度，體現了將作家微觀研究納入到宏觀背景中的方向。
結語二：“文學是入學”的更深意義決不止於“文學是寫入的”（文藝社會學研究）、“文學是寫給人看的”（文藝美學研究），“文學是人寫的”（文藝心理學研究）和文學是由帶有人類共性與作家個性的人寫的（文學人格研究），它的更深含義應是對理想人格的創造（人格教育），這是長期以來湮沒在各種方法中實際上又為我們所忽視的。
無論是社會改造以帶動人心改造，還是人類素質的良性建構，其中包含的人格建設內容、塑造理想人格的理想，使這項研究納入到民族精神重鑄與人類文明建設範疇中去。在開拓外部世界取得節節勝利的同時（我們承認經濟建設是人格成長的外部生態因素），能否掌握自身的命運，加強內部空間同步建設，關注以利於人素質提高的內環境的作用與實現，以利於人的社會情感、崇高抱負的發展，人的人格與潛能的最大實現，這顯然是一個帶有時代特征的全球性問題，也是時代向精神研究提出的課題。
結語三：正是這一過程使我們的研究超越了情境研究即物質層麵展開的外部因素的靜止研究，走向意向研究，在精神層麵上展開入本身特質的動態研究。在對文學藝術與人類心靈成長的總體探索中，在力圖超越文藝心理學界限以對心理人類學的融人中，將作家人格精神現象作為人類精神的一個樣本與例證，力圖“從當前時代的深處把人類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聖的東西即最隱深的秘密揭露出來”（馬克思語）。所以，那種搜集、摘取、割裂了與人內在聯係的作家零碎資料以解釋文學的方法已喪失了支撐點與說服力，我們已進入到一個尋求聯係來研究作家、文學的時期。而在一切研究中麵對各種新理論、新方法的不斷湧起，我們不應忘記的是人類的心靈的偉大、人格的偉大。這，應該是今天我們談論文學的依據。
費希納曾說：“藝術的目的是教育，不僅是智的教育——這是學者的事，不僅是心的教育——這是布道者的事，而是整個人的教育。”整個人的教育，人格的教育，這是我們共同的目的。
2.文學與人的素質——與作家田中禾對話
時間：1995年
地點：鄭州
何向陽：文學與人的素質這個話題大而寬泛，與其他學科和領域的交叉點也多，從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角度考察文學均繞不開它，近代哲學、心理學更是與之關係密切。可以說，與素質相關的動機、本能、特質等理論觀念織就了我們身處其中的文化曆史，形成了文化中的集體無意識，也決定著一個民族的價值取向。但總地來看，這個命題包含兩方麵內容：一、文學對他人（讀者）素質的作用及影響力，是這個命題的外指向含義；二、作家（創作者）自身的素質，是這一命題的內指向含義。以往文論多集中於對前者的強調重視並將之意識形態化；不可否認，文學對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確實有重要作用，魯迅20世紀20年代即講過，“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與史實都證實了這一點。這裏，我們想偏重於後者——作家自身素質作一討論，幾十年來的文學與理論也同樣證實了前者對後者的遮蔽。
田中禾：這個問題現在提出比較適時，特別是在世紀之末對中國文學意義很大。前一段時間作家議論比較多的中國作家未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國外的一個討論會提了三條理由：一認為中國作家作品數量不多，創作時間不長；二認為受社會環境製約；三是漢語帶有很強的意象性，不容易翻譯，也翻譯得不夠。表麵看這三個原因都對，同時又都說明不了問題。拿第一個原因來講，加繆、馬爾克斯創作數量都不多，卡耐基就更少，寫作曆史也不很長，像這樣的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還有不少，所以，這個理由不能成立；第二，前蘇聯與中國同屬社會主義製度，卻有三個作家先後獲獎；第三，泰戈爾和川端康成，也同樣麵臨翻譯問題。尤其是川端，其創作聲望達到一定程度時，國外研究者專門組織一個班子翻譯他的作品。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呢？歸根結底，中國作家還沒有寫出真正讓世界承認的、達到相當文化檔次的作品；而未寫出這樣作品的根本原因，是中國作家文化人格建設問題，即作家素質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