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人格的投影”命題中的人格，指的正是這種包括人的精神矛盾、人格分裂、多重人格衝突在內的人的統一人格。文學，是這個統一人格的投影。作家人格整體就是他的創作精神，它包容了心理層麵的人格分裂狀態、矛盾衝突性以及心理上雙重人格的存在。而文學與人格的對應不是對應於心理層麵的人格，不是對應於單個的、片麵的被肢解甚至有病態征兆的分裂人格或片麵型人格。寫作是一個作家以整個身心（人格整合）貫注的過程，作家不可能在從事創作時隻將他人格的一個側麵或片斷帶給文學，他全然不自覺地將其人格統一體投入寫作之中，他的創作精神是他精神人格統一體的具體表征。而從文學角度說，文學是人格的投影，既包含作家創作時的人格態度，又包含作家人生中的人格取向，還包含了作家創作出的人物人格麵貌，作為人格投影的文學這一複雜係統，包含有豐富的曆史內容。
精神人格統一體不是抽象、空洞的，它包括主體主動性，是由外力（社會）塑造成型而又表現於另種形式（精神）的外觀的，如若被塑的人格沒有超越或相對掙脫現實即外力塑造的機製，人格因素中沒有反塑機製以對外力予以一定程度的反動，那麼作為人格投影的文學就隻能停在被壓模成型的層次，精神人格統一體的引入使文學人格研究由對文學中透射出的人格屏障、人格萎縮、人格異化現象深入到人格生態研究。比如，可將魯迅作品人物的國民性與魯迅對人格的認識深度及魯迅人格聯係研究，探討其精神生態超出社會環境的部分，將作家研究推向深入。引入精神人格統一體概念的另一意圖，是要求作家人格的自我完善和人格中的核心——世界觀的自我塑造。成為作家的途徑有多種，可以是通過一部作品一舉成名，也可以是對一些經曆與學識的搬弄，但最終要寫出優秀作品以提升人之精神，則隻能是自我人格的高尚。高尚，不是途徑，不是方法，它是對真正作家的一個衡量。一段時期以來，崇高、神聖、使命感、責任心、教育功能一直是被冷落與嘲笑的對象，但，文學，不會也不應為時代的某個階段的不正常而改變它的方向。正如精神人格統一體的產生受製於一定的曆史背景、社會境況、生活經驗等客觀條件，但並未固結於此，它的成長超出了它們並能動地影響到環境、時代的存在與變遷。
這給了我們一個提醒，在文學人格研究中，一切自以為是，居高臨下的將研究對象放置於割裂了社會、曆史、生活的純生理——心理背景下的研究是可笑可悲的；而一切自鳴得意地將作品與人格一一對應起來自以為天衣無縫的機械、單向的決定論（無論環境決定論，還是人格決定論）研究也是值得懷疑的；而任何將充滿了躁動的靈魂置於病態範圍內貶低研究式的做法不僅是割裂曆史的，更是讓人嗤之以鼻的。唯有將作家置於一定的曆史空間中研討作家人格心理以及由此折射到文學實踐的創作精神，並在文學作品中捕捉這一創作精神所反映出的人格心理這一雙向的鏈形研究，才會使我們把握到我們想了解的一切。
這便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方法論問題，它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那就是：在人格研究的同時，正在進行的，還包含對研究者本人人格的檢驗。
誰能說，這是在研究範圍之外呢？
結語一：如果說作家人格論是由環境到人格並為文學的生成解釋打下基礎的推論過程，那麼文學人格論明顯的是由文學逆推至人格，以求得在對應聯係中顯示或檢驗人格諸因素的相互作用與生成效力，不僅如此，還對照性地提出人格塑造與生成環境改善問題。所以，縱向的、尋根式的精神生態與橫向的、剖麵式的精神形態，是文學——人格研究的兩個緊密聯係、前後銜接、互為反正、相互推動的方麵。
作家精神生態形成係統相當複雜，除包含政治風貌、經濟基礎、地域因素、生活經曆、家庭環境等外在因素外，還包括時代精神、社會思潮、民族傳統、文化氛圍、宗教信仰、教育影響等群體的潛文化因素。就個體精神生長言，還包含著遺傳機製、個體生活經曆、性格結構、心理定式、感覺方式、人生意識、價值尺度等個性因素。如果說時代背景、個體信仰是“陽光”，政治、經濟、文化是“空氣”，理論泉源是“水分”，個人現實生活、經曆是“土壤”的話，那麼，這幾種條件及其關係不同，則形成發育出不同的人格之樹，文學作品就是這棵人格樹上長出的葉子，文學——人格研究就是由葉子的良莠辨識人格這棵樹的強柔特質並由此追溯到它生長的環境影響，與此同時，又用建設和改善人格環境來推進人格與文學的正常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