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禾：王國維講“主觀詩人不可多閱世”、“客觀詩人不可少閱世”，也是這個意思。要我說，他說的“主觀詩人一”指的是純文學作家，“客觀詩人”是指嚴肅文學作家。純文學作家不可多閱世，是說純文學作家應更注重對世界的感悟而不僅僅是對世界的觀察。正如你所說的內視，也是親證，重在解悟人生的真諦，這也是他的創作身負的使命，對於這個使命國外一些作家的認識是相當清醒的。
何向陽：另外，我還注意到中國文學“人物——作者”對位關係的匱乏。比如我們拿不出俄狄浦斯、奧德修斯到浮士德、堂吉訶德、納爾齊斯、歌爾德蒙以至卡讚紮基斯的耶穌等代表民族精神素質的個體人物形象，我們能舉出屈原、司馬遷、陸遊、魯迅等很多創作者的名字，卻較難在文學作品中找到一個代表我們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學人物形象；魯迅先生自己在《故事新編.鑄劍》裏黑衣人有一些他的影子，還有他散文裏一再提到的刑天，都可視為其精神形象的外化，但現代文學史卻未給我們留下一個完整的與魯迅先生靈魂世界相對應相匹配的人物形象。幾年前讀到馮雪峰一篇回憶片斷，講到1936年6月魯迅大病前後屢次提到中國知識分子問題，馮說到魯迅先生應寫一寫他所深知的四代知識分子即章太炎先生一代、魯迅一代、瞿秋白等一代和馮雪峰同齡青年一代。魯迅當時說“倘要寫，關於知識分子我是可以寫的，而且我不寫，關於前兩代恐怕將來也沒有人寫了”，是否可理解為當時魯迅先生已意識到“作者——人物”對位關係的重要，如果不是死亡隔斷，那麼延續國民性批判的確應是知識者自我批判之上的自我塑造，“連自己都燒在那裏麵”正是這個意思，屢被死亡、戰亂、運動中斷了的這個富含深意的目標，在當代文學中盡管有了它可實現的機會，但是又缺少先生那樣人格的偉人；當代寫知識者的自謔、黑色幽默喜劇式的消解輕盈地抹去了沉重本應引向的崇高，作者——人物對位問題仍未解決；而之所以強調這種“對位”，是因為我覺得檢驗一個民族作家精神素質的最便捷方法，就是看她的文學中知識者的自我形象如何，比如浮士德與歌德的關係。
田中禾：後代人評價魯迅，總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就是，魯迅應該像他那樣做一個時代的呼號者，或者說，是革命家、思想家形象的作家而不是以作家形象出現的革命家、思想家，究竟應該是一種什麼形象，一直未有逾越。有人認為革命性衝淡了文學性，妨礙了魯迅本應有的文學成就；另一種看法認為魯迅的聲望正是他的革命家思想家的社會形象所帶來的。我個人認為，魯迅是在中國特殊政治曆史背景下產生的人物。作為曆史人物，我們無法要求他該如何，但與歌德對比，思索一個作家的出路、走法和人生狀態，看來還是有啟迪的。比如，歌德作為世界文化名人，他使德國聞名全球，他對德國文化作出的極大貢獻即在於此；他既具天真未泯的詩人性，又保留正義感與熱情，他未投入政治是一個清醒的詩人。他牢牢把握這一點。在這一點上，西方作家與中國作家有區別：中國作家首先是做一個憂國憂民的正直之士，西方作家強調的是他自己的藝術事業。這涉及中國文化的位格問題。在漫長、悠久、強大的封建主義文化長河裏，中國的科技、文學沒有獨立位格，藝術家職業化不如西方那樣被社會公認，文化人不能意識到自己應具有獨立品格，沒有人肯為藝術而獻身。改造國民性，首先是我們的文學藝術出現了征服人心讓民族驕傲的文學作品，它能引導欣賞閱讀和民族的心理取向，國民性改造作為文化人和作為政治家的思路與表現形式是不一樣的。文化藝術是社會政治的不可缺少的必要補充，沒有文化藝術的自在狀態，就沒有一個健全的社會環境；反過來也是一樣，沒有清明的政治，社會就會處於黑暗與混亂狀態。
何向陽：可否這樣看，改造國民性與塑造國民性或說是富於個性的民族精神，是一個曆史發展的鏈型過程，缺一不可；後者是前者的遞進，是共性建設當中對個性、對人的素質首先是塑造者素質即作家素質的更高強調，這也是魯迅未竟的事業；而要完成它，是要有如先生一樣的勇敢、襟懷和素質的。而當代知識者人格結構並不讓人樂觀，我曾在別的場合講到過當代作家人格範型的幾種向度的異化，比如代表人格自卑一極的殖民人格，自負一極的專製人格，後者多反映在作者與讀者關係中的權力話語的濫用。現在我覺得還有兩種人格範式阻礙著作家素質的生成，它們是逍遙人格和職業人格。前者似在自覺疏離主流文化以求生存形式行為的自由灑脫，卻很少有人追究它的遁逃性質，其對社會承擔的巧妙放棄被遠離是非道德的文學逍遙時尚掩蓋了，它解構了文學的批判精神；職業人格的一極，是關切懸置後作家關懷者角色向被關懷者心態、角色的悄移，在知識者與平民價值取向拉平的情形下，同樣很少有人指出他文化人格的萎縮，它解構了作家的反思意識，這些都表明了當代作家的人格定位遠未完成。同時，作家人格力量的不夠強大，也造成當代文學相對繁榮同時的內涵的貧弱。多有合乎人性、心理意義的形而下、形而中的掙紮，卻少有超越人性的心靈意義的形而上的拚殺；多道義倫理的探索，少人道天命的窮究；多人性意味的咂摸，少人格意義的塑造；多見人在情欲性愛苦海裏原始的浮沉與痙攣，少見人在教義、信念選擇上最內在苦痛與靈魂承受此痛的撕裂的戰栗。這也使當代精神呈現出一些怪異的現象，如一方麵，聲言知識分子要關心國家事務參與社會公務，並重新審定“知識分子”這一定義的內涵；一方麵又提倡“邊緣意識”，其狹義化的崗位製為自掃門前雪的蛻變提供了口實。這都反映出作家乃至整個知識層傳統、矛盾的一麵，也是脆弱單薄的一麵。所以，當下最緊要的是知識層作家確立自己的根性而不是位置，相對於在崗位還是在廣場、於中心還是於邊緣等外部形態問題，我覺得，人格素質是作家首先應考慮的問題。作為人類文化的承擔者——作家避諱不談現實是可悲的，默認首肯哪怕是階段性的惡更是可恥的，那麼我們作家最根本的素質應該是什麼？我覺得，有否一顆人道心，是區分一個作家素質優劣的分界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