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陽：作家文化人格問題，近兩年也愈來愈引起作家自己的關注，譬如陳村近期一篇談顧城的隨筆中談到的“少年時代所欣賞的暴力”和一代人成長期的教育，梁曉聲“九三雜感”中的自我解剖與現實憂患，王蒙幾年前有關“作家學者化”的呼籲，都從不同角度完善著作家人格。相應的，新時期“文學是‘入學’”命題的演進也為作家人格研究提示了廣闊的主體——心理層麵，“文學是由帶有人類共性與作家個性的人寫的”這種觀念已獲公認。其實，稍加注意的話，就會發現我國三大文化哲學思想在此達到的驚人一致：儒家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若拋開窮、達兩極性不談，其中也隱喻了文人素質的最低準則；道家的“我命在我不在天”與“天人合一”，都有強悍的主體中心意識，而非一般理解的單純師從自然的退隱或消極；釋家佛學更是講究修身養性、超塵拔俗，在超脫輪回與無常的宿命之外仍含有極濃烈的主體選擇性。釋家為印度傳來，暫不論，前兩種本土文化哲學合並起來，正是內聖外王的思想內涵：“內聖”的核心便是素質，所以不能武斷地講我國文化對主體性不重視。相反，正是當代文化史中主體性被幾遭宣布進入黃昏，新時期“文學主體性”討論的巨大歧義與不了了之，似乎現出華夏傳統另一麵的對主體的隱諱與憂懼。文本研究與解釋學批評的興起，又使人本主義層麵的討論成為過眼煙雲，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我們再來看居於這兩者中段且影響較大的一種與素質建設有關的理論：作家世界觀的改造，在政治——文化格局轉型中它確實起到一定進步作用，這是我們對它的曆史理解，但也不能諱言它實施中的偏差在很大程度上毀壞了它的本意。比如將重心放在物質層麵，重在“勞其筋骨”，在精神層麵卻並不尊重作家主體素質的自然生成，代之以個性剝奪，由外向內的硬性輸入與居高臨下的教育方式，諸種做法傷害了作家，反過來也損害了理論本身。在新的曆史背景下重新評定和看待“改造”理論，關係到創作與理論的雙重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能否從以往的理論與經驗中找到真正促進作家素質良性發展的方法並不斷剔除它阻礙素質發展的部分，這也是作家文化人格能否健康健全的關鍵。
田中禾：我想問題是這樣的，劉勰《文心雕龍.原道》曾講：“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道指的是宇宙原理，聖指作者主體，文就是文章；也就是說，道，宇宙原理、具體事物借作者（聖）而形成文章。作者（聖）借文章以表達自己對“道”、對世界的感悟，可以說，中國文論從古代到近代包括當代都是很強調作者主體即“聖”的素質的。就拿當代文學中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藝理論來講，它也相當重視和強調作家素質的建設，比如強調作家的世界觀；但是它過分倚重於改造，也就是說，同是強調作家素質，其中也會有文學觀念上的差異，從而造成對作家素質要求的思路也各不相同。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中將中國文論多區分為“玄學論”和“實用論”，我覺得很有道理。實用論所代表的文藝理論是要求教化的，為社會政治服務，要求作家改造世界觀，包括體驗生活，要求作家被生活所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對作家的共性要求，同時也極大地抑製了作家的個性，對純文學發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對作家本人的人格建設也起著消極作用。我覺得，不僅是作家，就是一個不從事創作的一般人，他的生命狀態，對於他的個性和直覺智慧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講人格萎縮，就是說直覺智慧的萎縮。中國作家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比較突出。作家要有豐富、博大、強旺的人格，我認為是兩個方麵，一是激情與幻想，這是詩人氣質，也是文學的浪漫本色，同時也是一個人活著的最好方式；第二是智慧與精神，一個人應當有他自己的哲學與美學。如果同時綜合起來講，這種人格體現了文化的先鋒意識與超越民族的人類文化的兼容性。因此，如果說建設作家素質，根本問題是建設作家的直覺智慧與文化個性。
何向陽：您所說的直覺智慧，我理解，與泰戈爾講到的“親證”有相通的地方。泰戈爾講“親證”，即強調入的直覺作用，親身證悟人生的真諦，主張在自然萬物中發現內心，在對方中體驗自我，在自我內在的個體靈魂中親證最高的靈魂。這種在人類精神與宇宙精神間和諧根基上的觀察者與內視者的合一，不僅使作品充滿神性，而且有效地保持了人創造的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