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鳳偉：確如你說的，我的創作在20世紀80年代末有一種變化，由現實題材轉入曆史題材寫作。但這並不意味著我突然對曆史題材有了興趣，而是意識到現實題材創作正麵臨一種尷尬。如我在《石門夜話》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曾幾何時，作家們懷著崇高的使命感責任感，試圖充當“醫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後經過一個漫長的曆程，便開始意識到這僅是作家的一廂情願，生活並沒因那麼多“深刻”小說的“幹預”而改變步履，這很叫作家們困惑、無奈與自卑。於是隻好以退為進，回歸文學的“本土”。當然以現在的認識說脫離現實題材創作就是回歸文學的“本土”，自是一種偏頗。但當時我確實對現實題材創作的那種欲真不能欲偽不忍的狀態感到一種無奈，於是非此即彼地寫起了曆史題材。
何向陽：這是否可解釋為某種曆史的使命感，或說小說對曆史負有的某種特殊使命？
尤鳳偉：首先應該允許小說有不同的品性與形態，小說對曆史可以“正說”可以“野說”也可以“戲說”。至於曆史使命感，我以為作家應該有對曆史反思與發言的意識，作家一旦具備了曆史的眼光，必然要在作品中體現出來。這大概就是你說的小說對曆史負有的某種特殊使命。但許多人認為加進“使命”之類東西文學就不純粹了，不高級了，這是對從前那種“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矯枉過正。我總覺得當下的文學創作比較“飄”，少有博大厚重的作品出現，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緣於對文學的本質沒有得當的認識，這就談到對當代文學的評價問題。我也注意到有的刊物打出“為二十世紀文學結賬”的旗號，在對這一世紀情結表示理解的前提下，我本人對這一“結賬”的說法並不以為然。所謂世紀之交並非真正有那麼一個門檻，一步邁過去就是踏進另一個時代；其實除了時間的標誌有變之外，其他一切都沒有變，也不會變。如果說以前我們無法做到對文學的結賬，那麼今天也同樣無法做到。
何向陽：在世紀末，人們梳理曆史的願望是很強烈的。就從曆史上說，上一世紀末這一世紀初，即在19世紀向20世紀過渡的時間段裏，就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麵反思，或者說是梳理：比如五四，今年恰逢八十周年紀念。當然，那次梳理是相當複雜的，如國學的底子、西學的背景、民族的興亡、異族的壓迫與殖民的統治，等等；文化上也繁複得很，有與現代化相近的地方，也有與西化說絕不相融的民族主義與文化守成。那一時期，國學的繁榮與西學的引譯都達到了難得一見的高峰，各種聲音混合在一起而又絕無雜音，成就著一種20世紀人文知識分子的“憂患之交響一，現在看來真如同曆史上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景觀的再現。”所以相對於人的總結習慣或說激情而言，時機有時也是一種主觀的東西，對時機的創造與等待不是一碼事，“當代”、“當下”也是應區分的兩個概念。對本世紀，對20世紀曆史與文學的評價與總結還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也是近年文化理論界一直在做的；而對“當下”，對正在進行時的文學現象與文學發生立即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判則相對困難，所以愈應謹慎。從這個角度談，我倒覺得小說可以修“史”，它修的是史中之史，或者還有史外之史。小說的這樣一種形式，離正板有眼的史是遠了一點，但它會生成、演繹一種心史和情感史，是對事件正史的補充，由此也可能新生一種觀念史。比如你寫作“石門”係列，就多少改變了人對土匪這樣一種群態生存的傳統定性的看法。當然這不是翻案，而是補充，是對過去隻認為是殺人不眨眼心冷手辣的這一群落單麵概念的另一種文化解說——情、義寫出來了，相隔七八十年，這樣寫，可能相對不再片麵，或者是可以用另一種片麵的書寫去補充前一種片麵，從而組合成對這一群落文化的研究而不是功利的看法。這確實是我所關心的。小說與曆史的關係，寫作由此可看做梳理的一部分。比如抗戰題材的作品已有很多，許多小說家都涉足於“二戰”的題材，但許多小說現在讀來為什麼會隻有一種曆史的事件感，而人的、個人的形象卻相對模糊，這是為什麼？對於曆史的小說書寫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所以我也想很有意思地想它。小說與曆史的區別最本質的那一點，在哪兒？隻是記錄，隻是書記員，大概已遠遠不能滿足了。而以往的戰爭題材小說，尤其是重大曆史題材小說，其主人公幹脆就是事件本身，能夠出場的人物是將軍，是首領，是決策者，是把握全局扭轉乾坤的英雄。小說承襲著曆史給予他們的位置與舞台，而真正作為“推動力”的百姓隻是配角，在小說裏找不到他們具體的業績。在這些作品裏是很難遇見莫言同類小說中的“我爺爺”、“我奶奶”的，同樣也決不會想見你作品中的“二姑”與“姥爺”。他們在那次戰爭中都做了什麼，不是作為被侵略者、被殺戮者這樣一些被動的角色，而是麵對這場戰爭他們是如何迎了上去，在微弱的生命內部爆發出一種力量，從而在一個一時被動的死亡境遇裏贏得了生命的主動。這可能就是小說所要告訴人們的曆史，是它有力量區分於曆史的地方。讀你的“抗日戰爭半世紀祭”係列作品，最深的感受莫過於此。將原是配角的人物、原是被動的命運寫得輝煌生動，可能就是小說了。“五七人一係列從目前發表的段落看，也是與以往寫苦難、寫情感這一層麵可能會向前有所推進，而這樣的寫作往往大多出現在一定時間段之後；寫抗戰的，距曆史發生已相隔五十年，小說的書寫就像一條鏈，經過反動之反動，或可得到一個全貌，而全貌便接近了公正。”所以，站在“當下”的位置回思“當代”是可能得出一個相對的公正認識的。這裏麵的主觀與客觀的糾纏是讓人提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