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鳳偉：“梳理”有多方麵的內容：修補、匡正、審視……說到審視，我覺得作家不僅要審視史，還要對已有的寫史的文學作品加以審視。我的這種傾向在寫作“抗戰係列”小說時比較明顯，在《戰爭往事》（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這本書的“後記”中我寫了我對一些反映抗戰文學作品的看法：“……五六十年代我國出版了一批反映那場戰爭的中、長篇小說，當時也很引人注目。但以現在的人的觀念與審美眼光去看，這些作品思想上的局限是明顯的，藝術上的缺陷也是無須諱言的……”上述評價同樣適用於許多描寫其他曆史時期的文學作品，如土改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合作化時期，甚至包括新時期。這就涉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形態是畸形而纖弱的，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相去甚遠的課題。話題再回到二戰題材作品，西方（包括前蘇聯）描寫“二戰”的作品與我們就不是一回事。在我們這裏，戰爭被意識形態化，簡單化概念化，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才試探著寫起抗戰題材小說，我希望能觸摸到真正的戰爭，真正的戰爭中的人。中國抗戰八年，軍民浴血奮戰，可歌可泣，應該有與這場偉大戰爭相稱的文學作品。
何向陽：寫土匪、抗戰的小說的素材來源呢？
尤鳳偉：來自民間。
何向陽：從民間來，是符合你的小說的，借助於民間傳說來寫入，關注入，而不是寫事件。
尤鳳偉：很多作家的工夫是下在資料上，這也是寫曆史題材小說的一種方法。而我則很少借助資料，我是在民間的說法上加以虛構詮釋。作家畢竟不是史家。
何向陽：史家也有另種作法。比如司馬遷，《史記》裏可都是以人帶事的，以事寫入，以人串史，絕不隻是檔案式的抽空。你的拾遺補缺，或說補漏，好像其針對性還不僅在此，不僅是對不受功利或某種曆史觀定性幹擾的生活原生態的回複，還有一些什麼在感動著人。在曆史中能夠有所增補與建樹的，倒不是觀念，而是人，是人還了曆史的真實麵目。你所關心的是事件中的人，是重大曆史事件中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小人物在大事件中的生死愛憎，並且把那些曆史生活中的小人物寫得“大”起來。他們單個多半構不成推動曆史進程的主要力量，也不是主宰曆史事件的風雲人物，在宏大的曆史敘事中似乎找不見他們個人的位置，而絕對化的私人敘事中又裝不下他們。《遠去的二姑》、《姥爺是個好鞋匠》都是以抗戰為背景——這是一個大的曆史事件——來寫小人物的，無論二姑還是姥爺，包括同是寫抗戰的另外幾篇，《生命通道》中的醫生蘇原，《五月鄉戰》中的高鳳山、高金豹父子，《生存》中的以趙武為首的一村子人，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老百姓，甚至就是在小說裏他們也沒有一個可以叫出的真名——“二姑”、“姥爺”這麼地叫著，是一種稱呼、一種代號，似乎也是一種象征。史冊典籍上沒有他們的位置和姓名，但是在你的小說中，他們卻被賦予了顯赫的位置——主人的位置。傳統小說對重大曆史事件的處理是與曆史記述並行的。或者這麼說，傳統曆史小說大多數是曆史的另一種形式的摹本，而你試圖在曆史的縫隙中尋找特殊性，但它又是生活的還原，是與真實疊印統一的，如此，曆史文本中不慎扭曲的東西，經由小說的書寫就又翻轉了過來。
尤鳳偉：這大概就體現出我創作這類題材的幻覺吧。盡管“文以載道”在許多人眼裏已成過時皇曆，但我依然認為我們中國人的曆史與現實都不輕鬆。完全輕鬆的寫作隻能是自欺欺人。作家應該介入曆史，並具有一種清醒，通過作品將這種清醒傳遞出來，在真正的史學家缺席的情況下這種傳遞尤其重要。
何向陽：這很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自覺，由小說帶給作者，正如以敘說法引出的對二姑等故人舊事的采訪時說的那名言，——“寫書就是記賬嗬！”“賬都一筆一筆地記著呢。”讀這句話的時候，能感受到那種使命意識。因此，小說不僅是記述曆史的手段和言說議論曆史的方式，更可能是某種對深層曆史的敏感，正是這份敏感參與了曆史，糾正著曆史上或可一時被遮蔽的部分。
處境與人格
何向陽。你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沒有確定的名字，這使他們既具體又不具體：比如前麵說的“二姑”、“姥爺”，還有“二爺”、“五爺”等，隻是些輩分的稱呼，是些符號；而且這些稱呼與符號在人文意義上也隻帶著20世紀以前的中國家族文化特征，下一世紀很難再有這樣稱呼的人物。也許這樣寫他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但是細一想又覺得很有意思：就是這樣一些無名無姓的人，組合成了一個民族，或說這個民族在它最微小的分子身上都有它很大的東西在。這是一個很引人振奮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