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陽：一個人即使“倒了黴”，或者是能夠預見到自己這麼做會倒黴，就是倒黴，也要去做，這是一種剛毅意識。這種意識在你的作品尤其在“抗戰係列”中隨處可見，蘇原隻是代表之一。人物雖囿於他的處境，但卻能扯開一個口子進行突圍，並且那場搏殺並不弄得天地晦暗、丟盔卸甲，反而是情理之間，本能地做到，向善而為，每一步於那主人並不痛苦，反而自然天成，不動聲色，這是一種什麼境界？這是絕不同於西方現代文學中人物的境界，其實即使20世紀現代派的西方小說，仍還有重壓下之優雅，不全是擊垮了的人於處境中的不能自拔。但是真怪，西西弗斯推巨石之驕勇於鎮定的現代派沒有學到魂魄，反而讓人在現代的物質之石下成了苟延殘喘的一類，就連讓人變了蟲的卡夫卡仍有他宿命般真實下的人與世界潛在可能性的解釋，有他簡樸中自主的一麵。可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的小說中，我眼見的隻是被動的命運和更為被動的人，“在那後麵的某個地方”或者“生活於別處”的浪漫幾乎成了閱讀中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所以在這樣的閱讀中，我很珍視這組“抗戰作品”給我的感受，那種久違了的丈夫氣，那種一步就跨在了苦難之上的勇力與理性，包括那種棄世的勇氣。這五部作品的終局不是失蹤就是死亡，然而那裏麵有一種高傲，有蒂利希《存在的勇氣》中所言的這樣一種狀態——“它欣然承擔起由恐懼所預感到的否定性，以達到充分的肯定性”，而且比這更多，含量更大。它在肯定生命的同時，敢於同等地對死亡加以肯定，這種自我肯定是與自我相悖的處境的否定，而且那自我（精神意的）肯定到了一定處境時竟也會是一種對物質生命的自我的否定。這種有自我否定的主宰權與裁決權，當然不值得生硬效仿，對其評價也隻能依具體境況而定，但是那份為人的敢作敢當，確實否定掉了生之平庸與生之頹喪，寫出了小人物的大和底層人的尊貴與高傲。讀到《五月鄉戰》等作品中的這一批人，會令人想到《史記.遊俠列傳》中郭解等那樣的人物，俠義之士，氣節之士，做起事來又來去自然，行動選擇裏盛不下焦慮與猶疑諸多病，真是《劄記》中所謂的“特立獨行”。中國傳統文化人格中的氣骨、氣格、誌氣、義氣與氣節在這些人身上怎麼就那麼形象生動，全無矯飾？那種豪傑思想、剛毅意識、奮勉之心和“奮然勇決之誌”和為人的慈仁本性在他們身上真結合得是那麼好。焦慮是不大容易找見的，在自然而行的人格當中，邪僻之思、靈魂的陰暗混亂、荒謬與虛無——這些人性的複雜點更是未見觸及，相反，是人的透明，是澄澈無垢，是情操，是人的“成己”。這些人物所具有的文化人格已經形成了你這批戰爭作品中的一個特點，而對這一特點的看法可謂見仁見智。比如在當代小說中，這樣的剛勇無畏的人格可是處在落勢。現在有一種說法，好人難做，小說裏也是好人難寫，太好的人總不真實。比如良心，良心使我們成了懦夫，就是一種說法；良心不知怎麼著在20世紀的現代竟跟延宕、猶豫、傷感、焦慮、孱弱或者是舉棋不定相連。而這裏的良心卻是和剛勇相連的，良心不僅沒有成為障礙行動、導致懦夫化的阻力，相反，在蘇原身上，在高鳳山身上，簡直看不到一絲一毫的空虛。信仰在他們身上也不是一種觀念，而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承擔，而是一種切實。真的是把義不容辭寫到了生命的內部，把生命也寫到了最質樸與最簡單。這是太難見的東西。所以想聽你談談，你創作中理想的人格形態是什麼？
尤鳳偉：事實上你在我的作品中已經見到了。如高家父子、二姑的民族大義；姥爺的以弱抗強，死也要理直了身子；趙武的善良、責任感與執著；蘇原的忍辱負重、遵從正義與良知。盡管他們的角色不同，但人格都是飽滿的。
何向陽：在你的作品中，一些小人物，弱者不弱，小角色寫出了大人格。
尤鳳偉：大人物具有殘缺的人格（小人格），小角色具有大人格，這也是現實生活中司空見慣的。
何向陽：你小說中人物沒有或說極少內心獨白，他們都是徹底的行動派，在敘述上你也隻是讓人看到內心曆程經驗後的結果。小說的興趣集中在對境況的分析，而不是心理動機的回溯，寫入的境況，寫集體的曆史境況對於個人的意義，如果找一個詞——“況味”來說它，可能包得住。但我還是對那些人物更感興趣，《五月鄉戰》中的老鄉紳高風山，比起總領將軍來是個小角色，（大事件中的小角色），但他也一步步做出了無愧於當時當地人生的選擇。這個鄉紳，有否生活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