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陽：作為一個兩棲作家，劇本的語言寫作對你小說語言有否破壞的一麵？還是兩不相擾，遊刃有餘？兩棲寫作的特點與差異何在？
尤鳳偉：不能說沒有一點影響。但情況是不一樣的。如在劇本創作上投入太大的精力，返回頭再寫小說就覺得有些不對勁，需要調整。我改編劇本是偶爾為之，幹完了就撤，沒覺出有太大的影響。我算不上兩棲創作，我隻改編自己的小說。兩棲寫作對小說家來說不是明智之舉。有點“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意思。心態一變，小說創作會受到影響。
何向陽：我認為《生存》的劇本比小說寫得更好一些。小說寫到了人的求生欲望，劇本深化了，加進許多細節，轉折，命運的力量加強，選擇的弦繃得更緊了，而且結尾有一種大的曆史蒼茫感，一種不執於一個時空的鏡頭的拉開再拉開，直到俯瞰，感人的是那俯瞰不是理智，而是撫摸式的俯瞰，溫和、苦澀的味道一下子出來了。
尤鳳偉：作家根據自己的小說寫劇本一般應有所提高和深化，小說如果允許再寫一遍的話，也會比原先的好。
4.文學與人的神話——與作家李佩甫的對話
時間：1994年12月
地點：鄭州
有一個故事而且隻有一個故事，
真正值得你不斷地講述。
——格雷夫斯（人類學者）
當世界的隱喻死亡時，
世界也就完了。
當這些偶像還存在，但卻不再有意義時，
末日也就降臨了。
——阿奇巴爾德.麥克萊施（詩人）
何向陽：我們國家對於神話的態度一直很矛盾，民族文化遺產與神秘主義、宣揚迷信的封建性兩種觀念絞繞在一起，影響了我們對文學的許多看法，包括文學的內涵、本質和精神。讀歐洲文學史，經常詫異於那種不斷地回到過去的頑強力，幾乎每一文化運動譬如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浪漫主義都以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文化作為起點或開端，也幾乎所有偉大的人物都與古希臘古羅馬的名字相關連。直到20世紀，文學的這一趨勢雖有所減弱，卻散落、深嵌於時代精神深處，分散在民間、文化、本土潛流中而去補充或說是平衡著整個西方文明。文學不斷從神話中汲取營養，而對神話文化的保護態度被一再確認為西方知識分子所需完成的使命。不同於此，從近現代到當代，曆次有關文化的運動中國知識分子所提出的任務則是與文化分離、斷裂的傳統批判策略，歐洲認做複興的東西，中國則視為複古。在對傳統的道德進行的評判中，人文知識分子所取的標準一直是試圖貼近或重疊於科學知識分子的標準的，所以對傳統清理的熱衷和對現實的漠視和缺乏估量的過程中，有些什麼被混淆了，有些什麼幹脆被遺忘了，譬如神話及文學中的神性。
李佩甫：我個人認為，所謂神性，是一種創造性，是一種生命再現形式。文學是精神的產物，這種再現或重現，當然是精神層麵的，應該說是再生性的。隻有生命的再生（再創造）才具有神性意識。這些年來，我的創作思想在逐漸轉變：早期作品是對階段性社會政治生活的描摹；接著又試圖走向“原生態”，試圖想拓出一塊土地；後又試圖切入“人生智慧”，切入“形而上”；再後來又試圖走向“生命本質”……應該說，這些思考都是階段性的、時期性的，是一步一步往前挪，走得很慢。接近文學神性是需要精神涅榘的，我的時間不夠。我僅僅是認識到了文學語言所應具有的神性意識。語言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一個民族的語言形態是民族曆史的總彙，代表著一個民族的階段性思維過程與思維水準，它也是一個民族的最具群性化、智慧化的綜合。文學語言無異應該是民族語言（也是人類語言）的先導，是精神先導，它應該是走在最前麵的，應該是一種天籟之聲。我認為薩特有句話說得很好：詞語是永恒的，而人生則是短暫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