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和社會進步與發展——在中意文學論壇上的演講
阿來
在電腦上敲下這個題目的時候，我自己差點啞然失笑。但我還是樂於來作這個由論壇命題的演講。
所以差點失笑，是因為乍聽之下，這個題目屬於經濟學家或工程技術專家，隻有他們才心甘情願把自己緊縛在隆隆前行的時代列車之上。這輛列車由技術與經濟的力量推動，前行的速度越來越快，而我這樣的人，在這輛風馳電掣的列車上卻時常會產生失重之感，眩暈、不適，想半途下車，看清楚因為速度太快而從眼前一掠而過的那些景物與圖像；更想看清楚，是不是有人在銅管樂隊高奏的進行曲中，被前進不已的時代落下了。但是，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留在車上，即便偶爾在某個中途站點下車停留盤桓一陣，好像也不是為了離開，而是為了等待另一條路線上的列車疾馳而來。
所以如此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國度，一個曾經深受那些在某個曆史時期走在了前麵的國家或大公司所剝奪、所傷害的國度，每一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落後恐懼症。這種恐懼症曾被一個英明的政治家總結成一句非常通俗的話：“落後就要挨打。”
這是一句被所有中國人高度認同的話。
雖然說如今是民主觀念大行其道的時代，但真正的實行還是在單一國家的某些政治實體的內部，而超越出這個尺度時，“落後就要挨打”還是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種真實寫照。中國人也將此理解為對個人境況的一種描述。從很遙遠的古代起，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把國家這個詞的構成調換一下位置，叫作“家國”。大多數時候，他們並不是要強調先家後國，而是家在國中，家賴國存的意思。如此一來，社會的進步被視為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前提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們成長於這樣一種文化中間，曆史的經驗也強化著這種差不多是與生俱來的觀念。所以，作為一個中國作家，非但不會自外於社會的進步與發展，而且會把自己所得到的種種發展機會，包括越來越充分的文學表達的可能性，視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一個結果。
作為一個中國的少數族裔的作家，這種經驗無疑更加牢固。
我們的父輩，或者再上一輩人，除了自己生存的那一方小小的土地，對廣大的世界一無所知。就在五十多年前，我家鄉深山中的一個部落首領，還問一個代表中央政府的官員：“中國大，還是我的領地大？”
這個部落首領不過統轄著一片兩三千平方公裏的山地，和這塊山地中生活的幾千更加蒙昧的子民。但他還是很驕傲地向中央政府的官員發問：“中國大，還是我的領地大？”在社會的閉鎖沒有鬆動以前，這個部落就是我的部落，這個人天生就是我們部落中最為英明、最為偉大、最為智慧的人。
如果這種閉鎖的社會沒有被打破，那麼，我今天最大的可能就是替世襲了這位首領位置的他的後代，放牧一群羊。我所熟悉的就是我的爺爺、我的外公他們也非常熟悉的幾座雪山，一條河流，和這些雪峰與河流之間的那些高山牧場。如果我運氣再好一些，那麼，可能出家成為某一個寺院裏的一個喇嘛。除了熟練地誦讀一些經文，我的所知也不會更多。至多是因為不用出汗勞作，而產生出一種虛妄的高貴之感罷了。
所以，我肯定是一個對社會進步與發展持讚賞態度的人。
前些年，我的一本書在美國出版。不久後，出版社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一個美國的人類學家對這本書感到失望，不止是失望，簡直就是憤怒。因為他看到一個在過去時代裏長期固化的文化標本產生了變化。而作為這個標本中一個微小的構成的人，非但沒有對此強烈抗議，而竟然對這樣的變化表示了讚許。
我的回應很簡單。我希望持這種論調的人複蘇一個人最基本的“理解的同情”。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兩個人互換一下位置。這個人來做我，我來做他。如果他如我一樣來自於一個蒙昧已久的社會，而到這一代人時，他們麵前終於出現了種種新的可能性，我會替他慶幸；或者，讓我的兒子去美國做教授，讓他的兒子到西藏放羊。這個世界，不同的人，不同的國家，都有發展與進步的權力。而不是基於某種叫作“文化”的理由，任一些人與國家時時進步，而要另外一些人與社會停滯不動，成為一種標本式的存在，來滿足進步社會中那些人對所謂“文化多樣性”的觀感。
從純理論的角度出發，我也是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擁護者，也非常強烈地希望在社會進步的同時，傳統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的珍視與傳承。可是，發軔於西方並席卷全球每一角落的全球化，並不隻是一場跨國跨洲跨文化的經濟洪流，同時，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全球在同一種經濟規則與政治規則下總體運行的構想，就來自於一種對進步與發展高度迷戀的文化。這種文化造成的結果，就是這個世界沒有人敢於停下腳步，包括創造了這種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這種取得了種種優勢，包括道德優勢的文化來勢凶猛，迫使所有文化都來參與“對話”。這種對話，唯一的結果就是弱勢的文化被“說服”。今天在這裏，我也是來“對話”的，但我的意見會真正被傾聽嗎？所以有這樣的疑問，當先行的文化給這個世界規定了統一的標準，還能有文化能真正自外於“進步”，而遺世獨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