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第一次見到阿來。這年四川省召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我作為達州市的代表之一，到成都參加會議（那時候我啥都沒寫，卻參加作家會議，想起來既荒誕又慚愧）。人很多，開了兩天，也沒見到那位已名滿神州的作家，直到阿來上台領獎，才看見了。他和柳建偉獲得“四川省優秀青年作家”稱號，馬識途老先生頒獎，擁抱了阿來，還在他厚實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幾下，對他的喜愛溢於言表。這幅景象，在將近十年之後，馬老將四川省作協主席的擔子交給阿來的時候，又重現了一次。那次得獎，柳建偉和阿來都發了言，柳長阿短，柳重理，阿重悟。阿來眼角的痣還在，突出而顯明，耳環是沒有了，神情內斂，不苟言笑，跟他照片上的精神氣質是一致的。隻是馬老擁抱他的時候，他才笑了一下，那是晚輩對長輩的謙恭。當時我依然沒讀《塵埃落定》，因而從根本上說，他在我心裏還是抽象的，隻是傾慕他。盡管沒寫過啥，對作家這行當到底向往，何況人家是成功作家。
關於《塵埃落定》的命運，倒是不斷聽人說起。小說不停地寄出去，又不停地被退回來。在阿來最困頓的時候，有書商出八萬元買他這部書稿，卻被他拒絕。某出版社領導與阿來有交往，在阿來麵前拍胸膛：我給你出，虧本也出。阿來一聽，卻把書稿收回。類似傳言，多得很。傳言中的一部分，後來在阿來本人那裏得到了證實。當時我聽到那些傳言，還沒讀他的作品，就對他有了很深的敬重。他骨子裏的那股傲氣，那種對自我藝術生命的自尊和自信，不僅可以解釋《塵埃落定》為什麼會獲得成功，還可以幫助理解阿來何以能成為中國的頂級作家。
2000年，我從達州的報社辭職，去北京混了些時日。雖是跟一些娛樂界的兄弟們混，但私下喜歡接觸的，還是作家。有次在右安門吃烤鴨，京地一位作家對我說：“你們阿來要是再寫五部像《塵埃落定》那樣的小說，就可以獲諾貝爾文學獎了。”他說“你們阿來”，讓我高興得跟他幹了滿滿一杯白酒。那是一兩裝的，我酒量寒磣，平時是不這麼喝的。印象中沒過多久，看《北京晨報》，知道《塵埃落定》獲得了茅盾文學獎。這是意料之中的事。當我最終讀了這部書，知道它不管獲什麼獎，都是書和獎項互添光彩。不過，我讀它時已到了2004年。在北京混起來沒意思，甚至難受，我就到了成都，並在成都定居下來，開始學著寫小說。開初寫得少，讀得多，某天夜裏讀完《塵埃落定》的最後一行，我在尾頁上寫道：“我讓一群野畫眉死了，然後我看見我自己死了。我的願望從未超越我的命運，但我還是死在了時間的前麵。畫眉雖‘野’，卻是柔弱的性命，我的腦子之所以出毛病，是因為被柔弱喂養過；我之所以又比別人智慧，是因為我把世界往簡單處看。然而，世界終究是複雜的，世界有著堅硬的、盤根錯節的理性，‘理性’手裏，握著一把冰涼的刀子。刀子捅進了我的身體，讓我聽到了自己血水滴落的聲音，看見了那些鮮紅的液體變成黑夜的顏色。聽見和看見，是感官的覺醒，也是靈魂的覺醒。從這個意義上說，塵埃落定，並非結局，而是停頓。”我接著寫道：“一個作家，弄一部近三十萬字的小說，筆卻一直在天上飛，這個作家的想象力該有多麼強大。”
托爾斯泰曾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一部傑出的長篇，當有兩束光，第一束光出現在第一頁，它照亮小說的前半部；第二束光出現在最後一頁，它照亮小說的後半部。
《塵埃落定》，就是這樣被照耀的小說。
而就是這樣一位作家，阿來，卻強調文學要回歸常識。那是2005年6月，中國作協組織了一批作家重訪長征路，路經成都，被時任《科幻世界》主編的阿來，邀去他的“聽江浦”會所做客，當時有幾個文學博士在場，文學博士們談論文學，稍不留心，就可能用大詞把文學活生生地拽出本來的航道。阿來劈腿而坐，腆著肚子，抽著煙，低沉地說了一句：“文學要回到常識。”他並沒闡釋，我也沒問過他理解的“文學常識”應該是怎樣的，但我想，詩歌首先是詩歌，小說首先是小說，或許就這麼簡單。任何一段曆史，都會出現兩次：現場的和記憶的。文學重溫時間。還是那年，還是在“聽江浦”，有天和麥家、何大草、袁遠幾人去吃阿來，中午吃了晚上吃，除吃酒肉，還吃茶，除吃茶，還吃話。從下午一點，吃到淩晨兩點，話題涉及宗教、死亡、宇宙、古典文學、西方文學及文人如何做人等，一聽就知道是東拉西扯的，漫談式的。那次我才知道，阿來並非不苟言笑，他說起來滔滔不絕，笑起來朗聲朗氣，唱起來激情洋溢。他對宗教和人類演進的曆史，梳理得極為清晰——知道得清晰，表述得也清晰。麥家身上有一股可氣又可貴的“擰”，他認為中國古典詩詞一無是處，並且認為中國小說的“回避”和“太重技巧”，都是由古典詩詞演化而來。阿來背了一大堆古詩詞，說明它們是如何的好，麥家聽後，老半天不言語，都以為把他說服了，等他抬起頭來，結果還是重複先前的話。阿來沒能說服麥家，但他讀書之多，記憶力之強，邏輯之縝密，分析之透辟，真是讓人佩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