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阿來的“會講”，要看站在哪種角度去說。如果站在世故和世俗的角度，你可以認為他一點也不會講。分明讓他做某項文學獎的頒獎嘉賓，他卻說：我看這些作品咋這麼差勁兒呢？（媒體）分明讓他對四川文學褒揚幾句，他卻說：四川的文學，隻有周克芹是土生土長的四川內地人，寫的也是四川內地的生活，別的四川作家和作品，或者不是四川本地人，或者不是寫四川的生活，因此，表麵繁榮的四川文學，其實存在著巨大危機。有回張學昕、何言宏等人來，我們去酒店聊。何言宏說，他正研究一個課題：70後作家一時負有盛名，可直到今天，他們也沒能寫出讓人信服的作品，這其中的原因何在。阿來正讀阿倫特的《黑暗時代的人們》，說書裏提到了類似問題：當作家麵臨不能觸碰的強力，便主動撤離——中國的70後作家，屬於主動撤離的一代，然而，撤離之後必須有所擔當，沒有擔當，作家就不可能寫出傑作。由此說到作家對中心事件介入的勇氣，世界上的偉大作家，都具備這種勇氣，對種族、宗教、政治事件（包括戰爭）等，都不會袖手旁觀。這樣的批評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對70後60後，還是對80後90後。當了作協主席之後，阿來積習不改，開會很少有場麵上的話，直言作協的某些人，把作協當成機關來坐，既不關心作家，也不關心文學。
這些話很不好聽，但據我的觀察，阿來不說違心話，不故意打壓人，而且提拔後進。
他是一個純粹的作家。
《塵埃落定》已得到舉世公認，專家也罷，讀者也罷，要列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三五部優秀長篇，都不會遺漏了這部小說。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阿來《塵埃落定》之後的創作，確切地說是《空山》和《格薩爾王》的創作，是他將自己蕩開、飛揚繼而沉積之後結出的碩果。這兩部小說才華依舊，卻超越了才華。我曾在一篇文章裏說：我們在論述一個作家的時候，喜歡說才氣這個詞，其實才氣是兩個詞：才和氣。才者華麗，所以逗人喜歡；氣者樸拙，所以讓人小瞧。但縱觀古今藝術史，最終取勝的，是“氣”而非“才”，因為“氣”代表內力，代表持久和穿越的力量；且有“氣”者必有“才”，隻是玉韞珠藏，不像單有“才”者那樣炫才。《塵埃落定》才華逼人，但讀到後麵的時候，稍有那麼一點兒懈的感覺。《空山》和《格薩爾王》，把這感覺抹去了。阿來不隻是倚仗自己巨大的才華，他挖掘著更加博大更加豐厚的思想資源，特意地將翅膀收起來，特意地摒棄了完美和光滑，創造屬於他、也屬於我們的人生寓言。這是一種更大的寫作。事實上，真正高級的文學，首先是文學，但又不止是文學。巴金老是說自己“不是作家”，我們也老是把這話當成謙虛，誰也不去注意他內在的驕傲。
4.冷水泡茶慢慢濃——簡述我同阿來的交往
何鎮邦
“冷水泡茶慢慢濃”，這是湘籍著名作家、我的老朋友孫健忠告訴我的一句湘西俚語，說的是朋友之間的交往像冷水泡茶一樣，慢慢地濃起來，也就是慢慢增進了解、增進友誼，使友誼由淡而濃。
我同阿來的交往，就像“冷水泡茶一樣”，慢慢由淡而濃起來。
見到阿來之前，是先讀了他的成名作長篇小說《塵埃落定》。那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事。大概是1997年年底，有一天，接到當時還在《小說選刊》雜誌社當事業發展部主任的關正文的電話，說他們準備召開一個作品研討會，研討一部即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個叫阿來的藏族作家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邀我參加。我自然答應下來，但心中納悶兒，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小說，怎由《小說選刊》出麵召開研討會？原來他們精選了二十萬字在《小說選刊長篇小說增刊》上刊出。待接到作品讀起來時很快被吸引住了。據說阿來寫成此書後，輾轉好幾個出版社被拒，到了《當代》雜誌社和主辦《當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他們慧眼識珠，才被推出來。這要感謝已經病逝的編輯家高賢均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些青年編輯！《塵埃落定》的研討會後來如期在中國作協十樓的會議廳舉行，自然是盛況空前。我也同阿來有了一麵之緣，但未及深談。
過了不久，當時在《民族文學》雜誌擔任常務副主編的艾克拜爾·米吉提交給我一個任務，撰長文評論三位藏族作家的長篇小說，即：阿來的《塵埃落定》、央珍的《無性別的神》和梅卓的《太陽部落》。那是1998年的秋天，我幾乎用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細讀了上述三部作品，寫成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篇評論。此文題為《無限風光在險峰——淺論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長篇新作的藝術成就》。在《民族文學》刊出後，《新華文摘》轉載過，幾年後《中國藏學》雜誌又重發一遍，後來收入我的一部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評論集《九十年代文壇掃描》之中。我對《塵埃落定》的評介當然很高。在這篇長文中，我這樣寫道：“我以為，《塵埃落定》之吸引人處，首先在於長篇小說的文體創造方麵，它的敘述角度、敘述人稱、敘述語調都很獨特，很吸引人，它的情節也提煉得好，很吸引人；再進一步看《塵埃落定》內在的吸引力。說它寫了‘土司製度的浪漫與神秘’，說它寫了土司製度在本世紀上半葉瓦解和衰亡的曆史，都是指的小說主題的基本指向而言。小說的主題是多義的，但就其主題的基本指向而言，主要寫的是麥其土司的衰敗，寫了土司製度的瓦解，而這個過程在小說中主要體現為鴉片種植、引進貿易、引進梅毒和‘紅漢人’的到來等四個階段，這大概就是土司製度瓦解過程的藝術再現，也是奴隸製度逐漸崩潰、藏族這個古老民族逐步走向現代化過程的藝術再現。”當然，我也肯定這部小說“以詩為史”以及它具有單純性、傳奇性和混沌性等史詩的特征。而到了1999年舉辦的第五屆“茅盾文學獎”評獎過程中，我駁斥了一些人誣稱《塵埃落定》思想上“反紅漢人”和藝術上模仿《鐵皮鼓》等謬論，並進一步闡述了它的思想藝術價值，最終，阿來不負眾望地登上“茅盾文學獎”的領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