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之前，艾煊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兼文聯黨組副書記），十二級高幹。反右之後，降為十五級；但比我這個二十級的仍要高得多，更何況他在創作上已有所成就——當時創作組內有資格寫長篇的絕無而僅有，隻他一人。所以開始與他接觸時，我是抱著一種“仰視”心態的。可是幾次接觸下來，隻覺得他和藹、坦誠、平易近人，自己的戒心也就不翼而飛。我們談得最多的是他近三年中在太湖洞庭西山的生活。他講，盛夏三伏，要從湖邊把一百多斤重的兩桶水挑到山上，這要比平地上挑同樣的重量吃力十幾倍，可是有一句當地的諺語說得好：“一擔水上山，一擔果下山。”果農的勞動是很艱苦的。可是在西山，果農除了要幹這樣繁重的勞動之外，還有許多心靈手巧的技術活。於是他的談鋒又轉到雙手能快得“雞啄米一樣”的采茶姑娘，他非常欣賞農民用“雞啄米”這樣形象的語言，貼切地形容出采茶能手的麻利與迅捷；他還用欽佩的語言講起炒茶狀元的神奇技藝，能將“碧螺春”烙成幹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細而不斷的超級精品。他還帶著濃重的感情色彩談起茶汛時西山島上的清香得“嚇煞人”的沁人心脾的空氣。新焙茶葉的清香與朦朧的月色、輕柔的夜霧融溶，彌漫籠罩著整個村莊。這些富有感染力誘惑力的語言，不久就變成了美文《碧螺春汛》，先是在《雨花》上發表，很快又被《人民日報》轉載了。我感到這樣的散文是可以同時用視覺、聽覺和味覺一起去閱讀的。其他如《繡娘》和《鳥》等等的題材，我都聽他親口講述過。有的在發表之前，有的是在發表之後。因為我讀了他的文章之後，很喜歡問他：這些人物的“原型”是怎麼個樣子，以滿足我對“從生活到創作”的課題的需求。每談到焙炒新茶或果樹嫁接之類的高級技術活時，我總問他，你會嗎？他總是謙遜地笑著說，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跟農民學，我也學會了。
肯將生命也“搭”進去的人
在上世紀60年代初，艾煊雖因寫散文而走紅，可是領導上給他的主要任務是寫長篇。而他的長篇小說的題材是反映戰爭生活的，因此他昔日的戰鬥生活也成了我關注的焦點。艾煊的鬥爭生活閱曆是非常豐富的。先是作為一位民運工作者，後是作為新華社前線戰地記者，他都幹得非常出色。特別是在前線，他總是處在與“尖刀班”並肩衝鋒的位置。他認為可以到戰鬥中去“現場采訪”，可以去現場目擊，卻不去把握這樣的良機，僅靠事後向“拚死的血戰者”提幾個問題，寫出自己的報道，是非常“可悲可恥”的。可他又決不以這種戰鬥的經曆作為抬高自己的政治資本，每當講起過去的閱曆，他總是多講指戰員的英勇與可貴品質，不大涉及自己。我隻聽別人談起，在戰爭的歲月裏，他總是帶著一個收發報員，攜著一台手搖發電機，輾轉在前線的戰壕中，當他寫成戰地通訊後，就立即發至新華總社。但是有兩次機會，我聽他非常酣暢地談過他的戰地記者的經曆。一次是詩人徐遲途經南京，那時徐遲正準備寫《長江組歌》，組歌的第三部是《雄師》和《飛渡》，就是寫百萬雄師渡長江。徐遲曾訪問許多親曆者，但他還想找一位既是親曆，卻又是文藝工作者的同誌談談，這樣艾煊就成了他要訪問的最合適的對象了。時間是1962年夏天，地點是南京福昌飯店。艾煊說，徐遲是你同鄉，你也去。那天我旁聽了一個晚上。我才知道，艾煊雖不在渡江第一船上，但至少也是在最先的一批船隻中的一艘上。他的許多繪聲繪色地講述，以後被詩人詩化後，融入了《雄師》和《飛渡》的詩章之中。另一次是看電影《戰上海》，裏麵有一個情節與艾煊的一篇通訊中的情節是相仿的。當我問及他時，他才說起1949年5月27日解放大上海。可是在5月25日，他已跟著某部的兩個連隊，突入上海市。四周都是敵人，而他們就像一枚釘子一樣，插入了敵人的心髒。這兩段生活，雖與《紅纓槍》（出版時書名《大江風雷》）無直接關係，但可以想象，艾煊的“深入生活”決不是蜻蜓點水式的。他是肯將自己的生命也“搭”進去的人。在《紅纓槍》中他是反映一個環境極端複雜的年代，又構成了非常特別的犬牙交錯的形勢。他用了“蝦慌蟹亂”這四個字。當時朋友們都笑他，你怎麼用得這麼“怪”，可是討論下來不得不佩服他用詞用得特別“準”。這部長篇的“寫作周期”特別長，也寫得特別苦。前後花去了艾煊十一年青壯年時代的寶貴光陰。他從1954年就開始構思醞釀，也已開始動筆，反右鬥爭後停頓了好久。1960年“二進宮”後，他分配到的任務就是繼續完成這部長篇。1962年印成油印本三大本，到處征求意見。左折騰右折騰，然後再對照各種清規戒律，可走的路大概也是很狹窄的。等到196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馬上要進入“蝦慌蟹亂”的史無前例的年代了。因此，這部花了十一年才得以與讀者見麵的書，卻未得到預期的反響。這對一位作家來說，可以名之曰“寂寞”。其實，從1964年的“兩個批示”一出台，艾煊想“寂寞”也已經不可得了。那年頭，指責文藝界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於是為了證明這個估價的絕對正確，文藝界就需要大規模地自我貶低。在省文聯與省作協內部就有人開始對艾煊的散文進行貶低，其理由是像艾煊這樣的老革命，不去反映當前的火熱的戰爭生活，卻去寫那麼“纖巧”的題材，是革命意誌逐漸衰退的表現。又有一種說法，如果用書寫《紅纓槍》的時間與精力去寫現實的階級鬥爭題材，其收獲就不可同日而語了。有這樣熱鬧的“呼聲”，當然也不會令作家寂寞了。接著是“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給艾煊的大字報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艾煊——江蘇的肖洛霍夫》。在今天看來，這是大大抬高了艾煊的身價。於是艾煊似乎又對文學無所留戀了，他積極要求下放，他很想回到1957年下放時的那種境界中去。這次他的目標不是到太湖洞庭西山，而是想到宜興山區去，到茗嶺竹海去終老一生。說到下放，我在當時南京街頭常常目擊這樣的場麵：一支紅旗招展的隊伍，以一紙揮手的畫像和一個特大喜字為前導，緊跟著的是鑼鼓隊，發出單調的咚鏘聲，殿後的是一家人，他們身上戴著的大紅花說明了他們就是下放的主角。一對夫妻帶著幾個孩子，大人痛哭流涕，孩子見大人號啕，也就呼爹喚娘，路上的旁觀者也會為之飲泣。我不禁問自己：這是辦喜事還是辦喪事？其實這是當年的天大的怪事。艾煊全家下放到大華山去的那天早晨，我是去送行的，走進他家，東西已經搬得空空的了，很像是“掃地出門”的樣子。他當時大概沒有戴大紅花的資格，送行的是幾個親戚吧？我並不認識。同行的是他的年邁的父母，他的夫人古平，還有女兒墾拓、犁野和兒子早陽、竹茗。竹茗當時還是抱在手裏的奶娃。但艾煊與我握別時並無悲哀的神色，他走得很坦然，大有“解放”的意味。我懂得這位因下放到洞庭西山去而獲得散文豐收的漢子，不妨再到大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