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析是：“愚公移山”和《昆侖殤》形象結構上毫無二致，但時代因素和藝術個性特征不同。《昆侖殤》的時代因素是“文革”的路線錯誤。主人公的偉大精神中又帶有愚蠢，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完全置人的生命於不顧。但不能不承認，精神仍然是偉大的。路線錯了，但人的精神、勇氣是不可否定的。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忠誠、勇敢、紀律和犧牲精神。整個故事結構與“誇父追日”、“愚公移山”的框架多麼相似，同時作品也滲透了作家的個性特征。真實情境的描寫反映了作家的現實主義追求，思想上的矛盾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於此種情況下的“拉練”這件事情，譴責嗎？下不了手，感情上通不過；讚揚嗎？也有保留，因為事情明明是錯的。這裏透露出作者的實事求是之心和對戰士的火熱的感情。畢淑敏第一部作品的可貴之點不止於此，也許是她的那種對複雜情境的藝術駕馭能力。這部作品似乎是從雪山那裏奔走來的，帶著那純淨的透明和冰清玉潔的美。我想，她和那些已經成名的同學一樣是“有權”曠課的，但是她依然帶著微笑坐在教室裏。
畢淑敏，從蒼莽的昆侖山流出來的一股清泉。
她的碩士論文是研究蘇聯著名作家拉斯普京作品的“元語言”。“元語言”是我在課堂上給他們講的一個創作美學概念。畢淑敏學了就用。她運用這個重要的概念分析了拉斯普京的《活著，可要記住》《告別馬焦拉》《最後的期限》和《為麗婭借錢》等幾部作品。一般地說，我對這些年輕作家們的研究能力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的智力在描寫生活場景時是足夠用的，可以發揮得淋漓盡致；但研究理論和分析作品的能力就不敢恭維了。他們中多數缺乏理論思維。但是當畢淑敏把她的碩士論文擺在我的書桌上的時候，真是讓我大吃一驚。她竟然能把拉斯普京筆下的形象分析得那麼頭頭是道，用流行的術語來說，“既有深度，又有力度”。那筆墨真有點“力透紙背”的味道了。所以答辯中答辯委員會開會時，沒有人挑她論文的毛病，一直在挖空心思尋找一些高一級的形容詞來充分評價她的論文。我那時明白了，對於畢淑敏來說，隻要她願意，她可以幹成任何事情。她曾經是最好的兵，她曾經是最受歡迎的醫生。她的創作力正在噴發出來，她一定會成為優秀的作家。
畢淑敏，一把一磨就利的劍。
她後來寫了影響很大的“新體驗”小說《預約死亡》，還有其他一些到處獲獎的小說，充滿人性、人情和偉大的人道主義，讓人感到親切、溫暖、明麗和康健，使人覺得生活多麼豐富多彩和美好。她親自到臨終關懷醫院去體驗生活，她和那些快要離開人世的老人住在同一屋子裏，品嚐死亡的滋味。她想得出就做得到，把恐懼危險置之度外。她到處發表散文，如詩般美麗，如歌般動聽，如節日裏升起的焰火，五彩繽紛，讓人看了不能不心花怒放。可寫的不過是一些雞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什麼家庭的“三角”關係（丈夫、妻子和孩子），什麼女人的塗脂抹粉之類，並沒有什麼“重大題材”。然而她的本事就在於她的特殊的藝術感受力，能夠從平凡中見出光彩，從普通中見出詩情畫意，從枯燥中見出情趣，從渺小中見出偉大，從白中見出黑，從黑中見出紅，從真中見出假，從假中見出真。我和我的妻子一起津津有味地看根據她的長篇小說《紅處方》改編的電視連續劇，一集也不落。我們感歎社會的變化，議論人生的險惡，同時稱讚作家的責任感和同情心。我們後來才讀她送來的《紅處方》，我們覺得小說比電視劇好。本來我可以給她打個電話向她祝賀。但想到她此刻正在構思新的小說或者是忙於處理成堆的讀者來信，也就覺得不必給她添亂了。
畢淑敏，文學天空中閃閃發光的又是討人喜歡的一顆星星。
一年前，她又回到北師大心理學係攻讀碩士學位，同時構思著鴻篇巨製，畢淑敏，終於還是蜜蜂，她也許要釀出讓世人都品嚐不夠的蜜。我們期待著。
2.一個編輯眼中的畢淑敏
韓敬群
我與畢淑敏的文字之緣，在我有幸責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紅處方》之前很多年便已開始。那時，我正在北京某高校繼續著已經感覺有些冗長而乏味的學位攻讀。湊巧的是，畢淑敏那時也正在師大中文係與魯迅文學院聯合舉辦的文學創作研究生班讀文藝學碩士。
我們於1991年同年畢業，用封建時代的科舉術語，我們該算得上“同年”。我到北京出版社當了編輯，從此謬掌雌黃之柄，空懷述作之心。而畢淑敏則在培元固本之後，開始了向新的創作高峰的攀升。
在這之前，我愛人覓食於市委宣傳部文化處，對口負責聯係北京市文聯，有機會接觸京城眾多成名已久或正聲名鵲起的寫家，與他們混了個臉熟。她那兒有齊全的《十月》和《北京文學》，因為她得常看，隻是當成了工作，便常失了我們同在校園時的閱讀原則。得閑，我會來客串一番“終審”，倒也因而讀了不少當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印象很深、至今不忘的便有幾篇畢淑敏發表在《北京文學》上的作品，比如《夢幻小屋和藍手鐲》《不會變形的金剛》。記得當時對她觸摸把握兒童微妙心理細膩入微的能力頗為歎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