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處方》獲得了首屆北京市文學藝術大獎，1997年《南方周末》推選它為該年度最有影響的十本書之一(也是十本書中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但在國家圖書獎的評選中，它卻沒能入圍。這一方麵說明了畢淑敏的實力：這畢竟隻是她的首部長篇，可證她深厚的創作功底及在長篇寫作上不可限量的潛力；一方麵也可見出，《紅處方》還不是內容形式妙合無間、已達爐火純青地步、令人無可挑剔的極品。作為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生活經曆坎坷曲折而學養相對不足的那一代作家的佼佼者，畢淑敏需要提升自己，超越自己，尋找創作的新突破口。所以今年她又自費到北師大進修心理學課程去了。她學得如此癡迷投入，聽說她還想讀博士呢！讓我們把驚喜留待不久的將來吧。
4.畢淑敏麵麵觀
何鎮邦
我已寫過一些有關畢淑敏的文字，諸如《我所了解的畢淑敏》之類。本來再也沒有什麼新的認識和新的看法可以奉獻給讀者了，但在我主持的這個關於畢淑敏的欄目裏，似乎還需要我的一點補白性的東西，於是就有下麵一些點點滴滴的補充。
孝女畢淑敏
在我與畢淑敏的交往中，她給我留下最為深刻的印象是，她是一個大大的孝女。
無論就傳統道德觀，還是就現代新的道德觀而言，“孝”總是一種好的道德情操，一個人講孝道，是他道德操守優良的重要表現。因此，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孝”總是被置於重要的位置，受到曆代封建統治者的倡導，而在當今的社會中，講孝道仍然被視為一個人行正品端的重要表現。可以這麼說，無論古今，“孝”是個好東西。
畢淑敏講求孝道，倒不是做給人看的，以便落下一個行正品端的好評價，以便被人們“舉孝廉”，謀個一官半職。照我多年的觀察，她之孝順父母，完全出於人性的自然。
比如說，當人們詢問她為什麼進行文學創作時，她欣然答道：“為了讓爸爸媽媽高興。”開始時，我對此感到有點突然，甚至感到有點造作，後來一想，並經過多時的觀察，乃認定此係畢淑敏發自肺腑之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她之所以暫別醫界而從文，乃是其父所策劃鼓動之故。當她從昆侖山上下來，告別十一載軍營生活，回到北京一家工廠當醫生之後，她感到這個崗位很難發揮她的潛能，達到與男性“同工同酬”的境地，於是她的父親為她出了嚐試文學創作的主意。她聽從父訓，在業餘時間，進修中文大專的課程，聽文學講座，上夜班空閑時寫小說，有了《昆侖殤》《送你一條紅地毯》等作品於1987年秋日的出現。由此可見，那位從黃海之濱打到西北邊陲的老軍人，在為女兒設計人生道路時，是動用了他馳騁疆場的謀略的；而作為孝女的畢淑敏，由於對老父親言聽計從，於是在由醫學向文學的戰略性轉移中，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若幹。比如1988年秋，當畢淑敏在魯迅文學院第四期文學進修班修滿課程結業時，適逢我們與北京師大聯合舉辦的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正在招生，她當然躍躍欲試，而且也報了名，被錄取為該班預備班的學員。這時，她已升任廠醫務所所長。她準備既堅持工作，又讀研究生班。這時，她父親審時度勢，勸她“不能全麵出擊”，於是她聽從父訓，暫未到預備班報到，而是在將近半年之後，安排好工作，再經過補考進入這一期的創作研究生班。這一切都說明，她不僅從小就是個聽話的好孩子，就是到了將近不惑之年，仍是個聽父母話的“好孩子”。
20世紀90年代初，畢淑敏的父親病逝。此後，她就把照顧好母親作為她生活中的頭等大事。有這麼幾件事是我耳聞目睹的。畢淑敏在文壇迅速成名之後，不僅稿約多了，參加各種各樣筆會的機會也多了。按一般的慣例，在東道主允許和盛情邀請的情況下，與作家一並赴會的應是其愛人或子女，可是畢淑敏卻例外，她卻常常攜其老母一同赴會，為她母親的晚年生活多創造些歡樂。1995年夏天，福建省東山島的縣委、縣政府、縣文聯委托我邀請北京的一些作家、評論家參觀遊覽位於東南海美麗的蝶島，畢淑敏也在被邀請之列，經反複聯係，東山的東道主同意與會者攜家屬赴會，但同行家屬往返旅費自理。畢淑敏對此非常高興，便決定攜老母同遊東山島和別的地方。我們一行，從北京飛汕頭，再到東山島，然後由東山到我的家鄉雲霄小住數日，再到漳州、廈門參觀，然後由廈門飛武夷山，在武夷山作四日之遊後，又飛福州再轉機回北京。半月之間，可以說看盡八閩之精華。一路上，我看到，除了一些必須參加的活動外，一到休息時間，畢淑敏必定陪母親在她們的房間裏聊天，絕不出來和大家一起“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