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了她近年來出版的幾本書，某些內容令我大慟，比如，在這遠離家鄉的冷冬的二月，我沉湎在某一個“盡頭”，某一處“禁期”——我在設想自己的結局：待到那個最後的時辰，我想我會理智清晰地交代好一切後事。然後不用說一聲告別、“不帶走一片雲彩”，隻身前往阿姆斯特丹（或者其他實施了安樂死法的地域），獨自辦理手續，獨自在異國他鄉把自己靜悄悄交給上帝……
她有一篇文章專門寫她的愛犬三三。對於三三，她絕對是惜如命，愛如子。母親、三三、她，相依為命得令人擔心。在這篇文章裏，她寫道，曾經因為對三三愛得過於深切，於是，認命般地接受三三在自己生命中的必然，甚至想好，就是到了“盡頭”，也要先交代好三三。
生老病死，人人盡然，然而在她寫來，卻有一種直抵生命極處的深痛、銳痛。我想，這是因為她的愛從來不擴張，也無依賴的緣故。麵對死亡的孤獨決定了一個人內心最根本的孤獨。她是不會向人間借一點點溫暖的人，由於自尊，由於矜持，最根本的，是由於內心的涼意。就我跟她的對比來說，我覺得她是陰性的、涼性的，而我是陽性的、暖性的。因此，讀她的東西久了，我需要放下來，緩一緩，類似一種“還陽”的需要。
她的內心為什麼會充滿涼意？這連著她的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家？她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道，父母離異後，她跟著母親住在辦公室裏。有一次母親帶她到姨媽家去，她站在姨媽家的窗前看著下麵的街市人流，突然流著淚問母親：為什麼我們沒有家——寫到這裏，我再一次如讀到那裏時一樣，淚流不止。
在女孩子最敏感脆弱的青春期，她失去了父親和家，失去了內心深處的依恃和安全感。雖然還有母親，但同為女人，母親自有其脆弱的一麵，並不能撐起全部江山。女兒對母親的依賴，不能不帶著悲辛的成分，甚至，對於母親的悲憫，以及由此轉化而來的自我悲憫。這就是她的憂鬱得滴水的少女時代。陳染在另一篇文章中寫道，一位男同事在閑談的時候說到自己每晚都要給上中學的女兒按摩放鬆，因為她上學太辛苦了。於是，她背過身去流淚，說，你真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她說，這樣的男人，再怎麼普通平凡，也是一個偉大的父親。讀到此處，我又一次鼻酸淚下。陳染內心有兩個相悖的情結並存：憎惡並懼怕父親般的男人，同時又對父愛有深深的渴望。隻不過她把戀父情結保護性地掩蔽了，因為她沒有安全感和信任感，害怕得不到反而受傷。
陳染是很難比擬的，她是尤瑟納爾、薩岡、張愛玲、杜拉斯等人的混合體，但你很難說她究竟像誰，許多的影子在她身上碰撞。她很感性，但也會喜歡尤瑟納爾這樣的知識型女作家。有一次我說道，不喜歡強行灌注好多思想的小說。她說，可是，我是可以喜歡克爾凱格爾、維特根斯坦那一類感性的思想的，沒有思想的小說覺得欠缺。我說，是的，你喜歡思考型的，我喜歡感受型的，必須首先從感性上打動我，才有可能喜歡，我不喜歡尤瑟納爾。她說，不同沒關係，我們有共同的基本的底線：喜歡誠懇。評論似乎比創作更需要思想，但是，一個樂於感受的人卻做了評論，而一個樂於思想的人做了作家，這似乎有點吊詭。正如她喜歡尤瑟納爾，可尤瑟納爾的人生似乎就是一場長假，而她卻活得這麼不輕鬆。
三我依然覺得衰老本身並不可怕
《私人生活》之後，陳染是寫得越來越少了，開始還寫過隨筆，後來隨筆也很少寫了，對於自身，對於世界，她似乎已經失去了表達的欲望。她曾經有創作量頗豐的時候，所以相比之下，是進入沉寂期了。當然，這也未必是壞事。有一次我提到，某位作家盡管一直在寫，但東西越來越沒法看了。她說，所以我總提醒自己，千萬要懂得適時而止，要時時反省自重。從這個角度講，陳染的沉默是可敬的：如果不寫比寫著更讓我看得起自己，那就選擇不寫吧。
市場經濟所帶來的社會轉型，也給文學帶來了轉型，對於越來越悖離自己理念的文學和文學圈，陳染漸漸疏離了。我曾經問她編什麼書，並想當然地以為是文學書，她說，現在寧願編一些保健類的書。這種疏離，有自覺的成分，也有不由自主的成分。在創作的鼎盛期，陳染就被視為邊緣化的，但那僅僅是就寫作而言，而當時邊緣化的寫作在文壇還是備受關注的。一個人的反主流和叛逆隻要是有人關注的，她就是擁有話語權的。而她現在的邊緣化，可能不僅僅是寫作的問題了，而是話語權的減少。當文壇與功利相連的時候，話語權就與一個人的地位密切相關了。她的自覺疏離，體現在她不能適應這個文壇的變化，自動趨於保守、持重、潔身自好。她的矜持自重使她既沒有遊戲精神，又不能忽悠炒作，當然不可能成為媒體的寵兒。而話語權往往就是通過媒體來實現的。這樣，她的疏離也就有些不由自主了。
其實，陳染她們的邊緣化因素，比如私人化和身體化，隻在當時是罕見和出位的，拿到現在已經很平常，差不多快成主流了，而現在的主流意識形態也變得寬容多了。可是，當主流變得寬容的時候，她們也被遺忘了，主流已經把寬容的目光投向下一代，乃至下一代的下一代。而她們曾經與主流對抗的淵源卻固定在那兒了。這可能就是她們漸趨冷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