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顯然是被逼入羞愧境地的我關於小說寫作的內反省。從當年文壇上關於各種主義和流派的氣氛活躍的爭論裏退入小說創作的原始意義的反省，就變得單純明晰起來。作家之所以寫作，就是要把自己關於現實和曆史的體驗用一種自以為美妙的藝術形式表述出來，與讀者進行交流。這種體驗從生活層麵的體驗進入到更深一層的生命層麵的體驗，而表述的形式也是由藝術的表現和藝術的體驗顯示著差異的。無論生活體驗抑或生命體驗，致命的是它的獨特性，是唯獨自己從現實生活曆史生活以及自身經曆中所產生的獨有的體驗。獨有的體驗注定了體驗的獨特性和獨到之處，從根本上就注定了某部(篇)作品的獨立個性，自然不會重複別人也不會重複自己，這是中外古今作家的所有傑出著作的最根本的成因。讀者為什麼要讀小說？現代娛樂方式的豐富和便捷為什麼不能取代小說？通俗的暢銷書且不說它，意蘊深刻的雅文學中的小說傑作同樣以幾十萬幾百萬冊的數量發行銷售，而且以多種文字翻譯傳播到各個國家和不同習性的民族之中。人們閱讀小說，就是要享受電影電視所感受不到的文字的樂趣，通過閱讀驗證自己的生活體驗，領悟自己尚未領悟到的屬於作家的獨到的體驗。如果說作家的體驗是膚淺的，甚至低下於讀者的體驗，讀者為什麼要讀這樣的小說呢？讀者的拒絕閱讀，自然是作家的悲哀，因為作家寫作的原本意義——與讀者的交流無法完成。
作家靠獨特的體驗(生活的生命的和藝術的)創作小說，讀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從這個意義上反省，我終於從《四妹子》自銷的羞愧境地重新爬出，重新審視案頭正在操作著的《白》稿，審視《白》的全部構思和表述形式，包括讀者直觀的文字。我後來總是想到自銷《四妹子》的羞愧造成的挫傷對促成我反省的決定性意義，尤其是在第一部長篇《白》書寫作的關鍵時刻發生。我也想到了蔣子龍先生十餘年前的一句名言：與其對反映生活的作家發怒，莫如去改造生活(大意)。我把子龍兄的博大的意蘊縮小到我的寫作，與其抱怨不欣賞自己作品的讀者水平太低，莫如反省自己到底給了讀者什麼貨色。
三
《白》書終於完稿了。那是農曆1991年臘月末的一天下午，寫完以鹿子霖死亡作最後結局的句子，我似乎沒有激動，站也沒站起來，依然坐在那隻小竹凳上，把鋼筆順手放到書桌和茶幾兼用的小圓桌上，頓時陷入一種無知覺狀態。久久，我從小竹凳上欠起身撅起屁股移坐到挨著後腰的沙發上，似乎有熱淚湧出，可能為自己，也兼著為一個被我盡情詛咒嘲弄的生命的悲慘結束。一年後有記者采訪問及畫上最後一個句號時的感覺，我說似乎從一個悠長的隧道摸著爬著走出來，剛走到洞口看見光亮時，竟然有一種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暈眩。這是真實的，準備了兩年，寫作了四年，六年裏，我與一個世紀前的白鹿原上的男女走過漫長的曆史隧道，把他們從母腹中接生出來，再一個個送進墳墓——以他們各自不同的告別世界的方式。白鹿原解放了，編造《白鹿原》故事的我也終於解放了。
白鹿原人四十餘年前歡慶解放的方式是集會，放炮放銃子敲鑼打鼓扭秧歌；我的慶祝方式便是盡快離開這間囚牢似的小書房，到灞河邊上去舒展一下腰腿。我走出屋院下了塄坎到了河灘裏。幾年來，我無以數計有多少次沿著這條路走向灞河，今日往上遊走，明日朝下遊轉，風雨霜雪，四季轉換，都在我眼裏一輪又一輪地變幻著，從來也沒有這個冬天的傍晚的散步令人輕鬆舒悅。冬季枯水季節的灞河，沙灘尤為開闊，沒有技能的那一類笨拙的農民隻好靠下苦力掙錢，撐起一張鐵絲編織的羅網，過濾建築用的砂石出售給那些建築單位。我從他們旁邊走過，打一聲招呼，有的許是因為這種單調而費力的勞動太寂寞，故意對我說幾句打諢的話。我無法告訴他們，我剛剛幹完了一件活兒，那活兒頗類似這種過濾砂石的勞動，一串串從羅網上滾落下來的石子，恰如我寫在稿紙上的一行行方塊漢字。
我一直沿著河堤走出十華裏，那兒是河堤的堤首工程，河水拐了一個大彎，直抵南岸的坡根，路就絕了。冬天依然有小巧的水鳥在沙灘上嬉戲。我轉著走著，看夜幕一道一道籠罩下來。一天又盡了，無論如何在我是一個難以忘記的日子。返回的路上，我總覺得無以抒發心中的那種解脫負累的愉快，在點著一支煙的同時也點著了腳下的茅草。河堤上長著綠氈似的茅草，幹旱的冬季裏見火即燃。河風從西邊吹過來，歡躍的火焰就順著河堤向東竄去，蔚為壯觀，我在看著那忽起忽落忽高忽低的自由恣肆的火焰的時候，胸膛裏終於鼓動起來了。
回到家中，我打開了屋子裏所有的電燈，把一隻大燈泡掛到小院的一棵花樹枝杈上；打開了那隻一直陪伴著我的小錄音機，放開了秦腔名家的唱段，我開始為自己煮一碗麵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