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後，二十四歲的他迎來了“文革”的大災難。此前那幾年他一邊當中小學教師，一邊迷醉於文學，發表了《櫻桃紅了》《迎春曲》等幾篇散文作品。“文革”風暴席卷大地的時候，他那宿辦兼一的小套間的門框上貼著一副白紙對聯，是毛澤東的詩句：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門楣橫批為：送瘟神。門框右上角吊著一隻燈籠，當然也是用白紙糊成的。被大人操縱的孩子們讓這些冥國鬼域的標誌物在他這風雨夠不著的小套間裏整整保存了三個月之久，讓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靈的警示和對臉皮的磨礪。這人生的第一次大尷尬使特別要麵子的他頓覺自己完了，死了——起碼是文學的生命完結了。沒什麼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學的表妹勸慰他的話竟驚人的一致：“想開點兒，你看看劉少奇劉瀾濤都給鬥了遊了，咱們算啥？”
經曆過人生大尷尬的生命體驗之後，他對自己說，如果還要走創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說自己的話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歲的1968年結婚。沒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後來為他生下兩女一男。以後，他在長達十七年的農村基層工作中，每月工資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卻要養活五口之家，物質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負。最困難時，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沒有替換的，也沒有充足的柴火燒炕——隻好很節省地用一點柴火在做飯時順帶燒熱一塊光溜溜的小臉盆那麼大的河石，然後用這燒熱了的石頭當暖水袋來暖孩子的被頭和尿布。此時他已經是公社的副書記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質生活的雙重艱難下，依然斷斷續續地寫他諳熟於心的農村題材小說。自1979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說麵世。1982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鄉村》。同年調入陝西省作家協會從事專業創作。
他從此時結束了高中畢業以後在農村基層長達二十年的生活。如果說，1962年至1982年這二十年不打一點折扣的農村生活為他的文學創作積累了豐厚的生活庫存，那麼，以後的整整十年（至1992年），就是他作為一個專業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這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都躲在西安市東郊灞橋區西蔣村的老家舊屋裏，一求耳根清靜，二求讀書以彌補文學專業上的欠缺，三求消化他所擁有的生活資源，創作出數量上越來越多、質量上越來越高的文學作品來，直至1992年年底以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白鹿原》而一鳴驚人。
下列作品，可視為他在1982年至1992年這十年走向成熟的主要創作成果：
1982年7月：短篇小說集《鄉村》出版；
1986年6月：中篇小說集《初夏》出版；
1988年4月：中篇小說集《四妹子》出版；
1991年1月：短篇小說集《到老白楊樹後去》出版；
1991年1月：《創作感受集》出版；
1992年12月：中篇小說集《夭折》出版；
1992年12月：長篇小說《白鹿原》在《當代》雜誌第六期開始連載。
《白鹿原》的誕生並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說和五十多篇報告文學作品之後，由《藍袍先生》的創作而觸發了對我們這個民族命運的深入思考的結果。這部長篇從1986年起做了兩年的構思和史料、藝術等方麵的準備，至1988年4月動筆，到1992年3月定稿，曆經四年的寫作修改才告完成。
《白鹿原》連載於1992年《當代》第六期和1993年《當代》第一期，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白鹿原》一問世，評論界歡呼，新聞界驚歎，讀者爭相購閱，一時“洛陽紙貴”。其暢銷和廣受海內外讀者讚賞歡迎的程度，可謂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所罕見。迄今人文社的累計印數（含修訂本、精裝本和“茅盾文學獎獲獎書係”）已達六十六萬零一千冊。此外還收入他的“小說自選集”和“文集”，海外則有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版、台灣新銳出版社版和韓文版、日文版先後麵世。
《白鹿原》麵世後確實出現了好評如潮，暢銷不衰的盛況，卻也一直有不同的爭論、批評乃至粗暴的壓製。然而，牡丹終究是牡丹。盡管它本身還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學的批評、壓製，卻無損於牡丹的價值、華貴和富麗。它先是榮獲陝西省第二屆“雙五”文學獎最佳作品獎和第二屆“炎黃杯”人民文學獎。後來，略加修訂的《白鹿原》又在1997年12月19日榮獲中國長篇小說的最高榮譽——第四屆茅盾文學獎。1998年4月20日，它的作者終於登上了北京人民大會堂的頒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