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水中的碑
在一片開闊的平麵之上，在豐沛的黃河水道之中，這尺度巨大到令人有些不可思議的水車，矗立起來，空間為之變得立體，排列出了它自己的秩序。荒涼的山坡，黃昏斜陽的空寂光影，構成了水車的背景。巨大的空間感使它具有了紀念碑式的肅穆，因為巨大而產生出的恢宏的浪漫氣息使人感動莫名。走在它永動的身軀邊，看它將河水徐徐傳遞到天空，以水的形式在蒼穹之上書寫，感受著陣陣的驚訝，一種難言的神秘敬畏刹那間裹卷身心。
這架水車的建造不是官方行為，沒有“技術研發”，沒有“專項資金”，它完全是一個人從自身的閱曆、經驗、文化氣度，乃至審美趣味出發而成就的作品。
四百多年前的明朝，一位叫段續的官員致仕還鄉，在黃河蘭州段建造出了這第一架水車。作為生產工具，這架機械在當時所產出的價值是巨大的。它倒挽黃河，極大地擴展了蘭州的水澆地，成為這座城市發展史上重要的一環。作為個人行為，完成這項工程的難度同樣是巨大的，它所需要的技術支持、物質支持，都是不難想見的，甚至，作為一項非官方的工程，建造者在地方上的影響力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無法想象，一介草民能夠隨意在一座製度化的城市營造起如此龐大的建築。然而這些條件，段續都具備：他有著督建皇家陵園的經曆，好比今天國家重點工程的總指揮，再去駕馭一個地方性的工程，自然是駕輕就熟的；蘭州段氏世代為官，在地方上聲望顯赫，這不但給工程提供了物質保障，更解決了工程可能要麵對的製度管束。但僅僅具備了這些，充其量還隻是架構起了這項工程的形，它們隻是技術層麵上的準備，這項工程的魂，還有待將建造者本身的文化魅力傾注進去，才會萌發出工具以外的詩意的美感。
《明史》中提到段續的地方隻有寥寥幾處，我們無從窺探出這個人的全部。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段續在營造水車的時候，其身份除了是一個從官場上退下來的休息者之外，更本質的還在於，他同時仍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這是科舉製度最可褒獎的一個結果。段氏一門是這項製度的忠實履行者和受益者，僅明代，段家就出了四個進士、九個舉人，段續本人便是嘉靖二年的進士。世代替纓，銖積寸累，這樣的家族，必定於潛移默化中引導著它的每一個子嗣朝向同一個精神方向：於傳承中發揚悠悠文化的根本氣度。於是，具體到一架工具的設計思想，便集中體現了其所秉承的文化特質：少一些“改天換地”的熱烈，多一些“就地取材”的溫煦。從而展現出兼容互補、因勢利導的文化品性。這些設計原則在段續心中確立，幾乎就是天經地義的，不需要思考，因為他就浸透在這樣的文化裏麵。這種原則的礁立，不但為建造水車製定出了攤工原理，同時，也完成了一位古代知識分子在精神層麵上對自己文化的回應和把持，使他行將實施的工程具備了鮮明的文化品格。
人類曆史之中，這樣的智者屢見不鮮。他們不僅是對政治，對科學、藝術，乃至所有能夠涉足的領域都懷有驚人的天賦，並且呈現出過人的能力。我願意將段續也視為這樣的一位優秀人物，做出抒情的遐想。
從仕途退回到故鄉，在經曆了漫長的奔走之後，段續的毛發疏衰，目光裏有了更多的沉重和寬容，他可以更為沉著和寬泛地追究生命中的一切隱秘，可以玩味和沉醉於內心中滋生的一切願望。這種願望來自一種獨特生命的不可猜測和預計的那種能量與活力，仕途的顛簸，歲月的磨難，都不可以將其剝奪，甚至督建皇陵這樣的經曆都不能夠充分滿足他“在大地上留下痕跡”的願望。於是，他決定建造水車——一個自己夢想中完美的“符號”。它不僅僅是一架可以產生效益的機械，還是一座與更多的人和更廣泛的社會生活緊密相聯，把人們從庸碌沉重的生活狀態引向空靈疏透的“紀念碑”。於是，這個葆有夢想的人開始行動了：他調動起自己所有的技術經驗來設計圖紙；就地取材，用本地的木料替代給了他啟發的南方筒車所用的竹子；為使水流形成大的落差，於河水底部掘坑砌石；壓壩，以求河水的流量加大……這時的段續，是設計師，是建築家，更是藝術的創造者，是詩人，他通過這些複雜而自足的建造過程，去體會一種簡單而基本的道理——藝術首先是一種勞作的過程。
終於，水車建成了。它所呈現出的姿態，一定令段續都感到驚詫，這不奇怪，一件傑出的藝術品完成後，必定會超越創造者的預期，煥發出它自己的生命。水車的每一部分構成——刮水板、托梁、車軸、長方體木筒——於機械之美中散發著新鮮木材所特有的樸素光澤，但同時它們之間的榫卯又是如此的華麗，在有節奏的穿插中架構出安穩雍容的風度。它的運動似乎是會永世長存的，河水不枯，連綿無盡，周而複始地為它提供動力，被輪轉而起的河水響徹四野，發出自然界最本初的喧嘩。它是如此的巨大，直徑達二三十米的巨輪，上部昂然於天空，下部隱沒入河水，運轉於天地雲水之間，行乾坤莊嚴之氣，把一切無一疏失地、和諧地聯係起來。這巨大的體積所產生出的崇高感令人震撼，形式發揮到了極致所輻射出的美，美到不可思議，仿佛人類向冥冥之中發出的一個自尊的證明。這就是段續夢中的願望，它是屬於他個人的，巍峨的皇陵不足以將其替代，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建造，審美更多地仆從了政治，而這水車，才純粹地標示了他自己，涵蓋了一個古代知識分子所承襲的文化觀、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