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穩穩
馬可·圖利歐·吉歐達納的《最好的青春》長達六個多小時，原本是分成四集在電視台放映，進入影院後則被分成上下兩部分。
一趟護送精神病人佐珍回家的夏季旅行，將尼古拉和馬迪奧兄弟倆性格和理想中的東西都無限放大，彼此走上了分叉的小路。
尼古拉一路前往挪威，蓄起了大胡子，透著溫和的笑容，背著簡單的行囊，到處搭順風車，靠著樹幹休息，悠閑地眯起眼睛曬太陽，錢用完了就到木廠打工。他在一座小教堂前寫信給馬迪奧，說這裏的石碑上刻著“此路往北極圈”，他的同學即將進入教室，準備修讀舊的學科，他不覺得內疚，也沒感到浪費光陰。後來，他成為精神病醫生，幫助被虐待的病人獲得人權，甚至找到了佐珍，照顧她，慢慢打開她封閉的世界。他一直有著一種溫和、堅定的行動力，追求民主政治，信仰自由，支持經濟改革，希望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從不激越暴力，而是像當年教授給他的評語一樣，擁有同情心，以此出發，跨越政治經濟形態，一點點地改變周圍的世界。
馬迪奧不同，他激烈偏執，暴躁，從不妥協，滿懷著悲劇般的理想主義精神。他希望掌握這個世界，在軍隊會反抗教官的權威，當暴動的群眾幾乎打死他的同伴時，瘋狂地衝上去還擊，在調查凶殺案時衝著圍觀的人吼叫，他希望改變整個製度，卻無能為力。看第一遍時，喜歡尼古拉，放棄了這種近乎頭破血流的理想主義，第二遍時，還是讚同尼古拉，卻一看到馬迪奧冷硬的臉龐，心裏便顫動不已。
他去看望被尼古拉照顧著的佐珍，病房裏，對著她的背影，他們一起回憶起了年輕時的夏天。海邊的茶座上，他們對著失望的意大利球迷，大聲歡呼韓國的勝利。小商店裏，他聽她的意見，在自動點唱機上點了一首霍士圖利尼的《誰可》，音樂流淌，她頭低垂，額發散亂，都不帶表情，彼此間卻眼波流轉。他問她，你記得當年的你怎樣，當年的我怎樣嗎？
當理想失去青春期的光芒和希望，他依舊不妥協，隻是更封閉而疲憊，租下屋子一個人居住，有滿滿一房間的書，腿架在桌子上，吃著水果，敞開著穿翻領的黑色皮衣，靜靜看書，遠離、拒絕家庭。在圖書館重逢了西西裏島上拍照的女孩，他坐在長椅上吃蘋果，倚著椅背，笑得和煦如沐春風，他少笑容，常常是和尼古拉在一起時才會有這樣燦爛的笑意。在偏僻的露天停車場，外麵是地中海的冬雨，車內他和女孩繾綣做愛。但這樣的溫暖和親情一樣不能挽留他，打不開他的堅硬，他依舊是自覺地回避、遠離。
那是那樣一個突如其來的場景。聖誕夜，他回家和親人團聚，中途離開時拿了一塊尼古拉手裏的糖吮在口中，在租來的房子裏，放著電視，察看了冰箱裏的食物，喝下一玻璃杯水，掛好大衣，給陽台上一排的植物慢慢澆水。然後他脫下鞋子，進屋關上玻璃門，鏡頭特寫停留在他的臉部，仿佛不經意地，他又轉身打開玻璃門，雙手一撐，輕鬆地越過陽台，身體從畫麵中消失。一瞬間，我的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屏幕上還是一截陽台，和黑夜中璀璨的煙花，沒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