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鵬飛
性靈說取意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敘小修詩》），這裏作為晚明公安派詩文創作的思想口號，有別於清時袁枚的詩論。著眼點既然放在當時成就和影響最大的袁中郎身上，不妨更縮小範圍，稱這個性靈說為袁中郎所提倡的性靈說，以便於更準確地與他的創作進行比較。清錢謙益在《袁稽勳宏道》文中雲：“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模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中郎之論”就是本文性靈說的內容。
一
“中郎之論”集中體現在袁中郎為別人詩文集所做的序文中。主要內容包括五個方麵：
（一）反對複古。“顧奚必古文詞而後不朽哉？”“大約愈古愈近，愈似愈贗，天地間真文澌滅殆盡。”（《諸大家時文序》）“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這是從時代變遷上來講。又從複古危害上講道：“近代文人，始為複古之說以勝之。夫複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為複古，句比字擬，勿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籲，詩至此，抑可羞矣。”（《雪濤閣集序》）
（二）提倡性靈。“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敘小修詩》）又江盈科在《敝篋集序》中引述袁中郎的話說：“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真詩耳。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真詩。”
（三）提倡自然。“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具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敘陳正甫枙會心集枛》）
（四）提倡真。“貴其真也。”（《諸大家時文序》）“大概情至之語，自能感人，是為真詩，可傳也。”（《敘小修詩》）“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而行，是謂真人。”（《識張幼於箴銘後》）
（五）提倡獨創。“彼聖人、賢者，理雖近腐，而意則常新；詞雖近卑，而調則無前。”（《諸大家時文序》）“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敘小修詩》）“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文章新奇，無定格式，隻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答李元善》尺牘）
二
中郎之論並非憑空而出，有深刻的社會、思想、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六點。
（一）從創作實踐上來講，超越古人是非常困難的，不另辟蹊徑就會死於古人之下。對此袁中郎有深刻體會：“餘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捃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刳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靈隱》）
（二）同時代人對袁中郎的影響，尤以袁宗道和李贄為最深刻，其中袁宗道更多是扮演了溝通袁中郎和李贄的橋梁角色。袁宗道的文學主張，見於《北遊稿小序》：“其詩非漢魏人詩，非六朝人詩，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詩，而丘長孺氏之詩也。”他提倡寫自我，對弟弟袁中郎自然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李贄對袁中郎的影響更為深遠。“先生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力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袁中道：《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這一段非常形象地描繪出袁中郎從李贄處受益的情形。明代中葉以後，隨著封建專製製度走向崩潰，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學術思想界展開了對程朱理學的批判和鬥爭。李贄在著名的《童心說》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學的最大特點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對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張文學要寫“童心”，即“真心”，是未受過虛偽理學浸染的“赤子之心”，認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體現。這直接成為中郎之論的核心思想。（三）佛家思想也成為中郎之論的一個思想來源。袁宏道的佛學思想主要是禪學思想，他的禪學思想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從鼓吹人生縱情適欲的華嚴禪，到提倡念佛往生的禪淨合一的淨土禪，再演化為安心任運的隨緣禪。可以發現，不變的是在禪中追求真性情的態度，這直接進入他的文學主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