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是。好像李銳也沒有賣過改編權。唯一一次是寫完《黃金洞》的時候，演《北京人在紐約》的那個女演員王姬特別癡迷裏邊的女主人公，對小說有興趣，想拍，但後來審查沒通過，改編的事就到此打住。後來寫《黑豬毛，白豬毛》、《三棒棰》等那兩年，有五六個“地下導演”找我要拍，我說你們愛怎麼拍就怎麼拍去吧。結果全都是雷大雨小，雨過地皮都不濕。說實話，寫影視沒有別的目的，就是稿費比寫小說高，而影視隊伍少有文學素養好的，尤其那些導演。《人生》的改編也是因此做了一半，就此擱淺了。但通過這件事，我想我今年四十八歲，本命年了，寫小說也能養家糊口了，我將就此徹底根絕影視的創作。三十歲的時候，我一橫心，放棄了當官的念頭。四十八歲時，才下決心根絕了掙錢的念頭，這中間有十八個年頭，太漫長了，太浪費生命了。由此看，我的確是悟性很差的人。不過，好在我終於能夠根絕這兩點，終於可以專心於小說創作了。
張：你曾經坦誠地說過，你還一直有做官的夢呢。
閻：當然有啊。以前在部隊，二十幾歲時，我是集團軍宣傳處寫材料速度最快的，機關文書那一套很熟悉。在部隊，機關文書好，要當官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可是，後來我們宣傳處調來了一個處長，年齡和我差不多，但職務比我高兩級，而且嶽父又是司令員，這樣一比較，當官的念頭一下就沒了，如同意氣風發的少年看到自己道路前邊的燈光明亮，但把脖子向前一伸，發現那光亮原是人家太陽的餘光。明白了這些，就徹底放棄了當官的預想，一心一意想著小說創作。但寫小說稿費低，就免不了要想掙錢的事。而寫電視劇，是中國作家唯一的一條給自己經濟補貼的方法。所以，我寫了一些電視劇，做了一些影視垃圾。今年，我身體一直不好，頸椎病愈來愈重，經常頭暈不止，厲害起來口幹、惡心，天旋地轉，加上腿疼得經常上不去樓梯。而腰，又是十八年的老毛病。我對我的身體狀況一直比較悲觀，寫作早就到了力不從心的地步。我想，趁現在還沒有癱在床上，還能思想，還能坐下寫作，我應該把這段時間的精力完全用在小說創作上。文學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放棄別的，不想任何事情，全身心地投入寫作，致力於對這一片鄉土的表達，這是我對我後半生的唯一要求。
張：李洱就曾和我說起過你，他說連科為家鄉、為父老鄉親承載得太多了，許多人、許多事他都要關心，都要去照顧，那麼一大家子。
閻：這個事情沒辦法，因為你是農民，因為你出生在那塊土地上，你就必須為那塊土地上的親人、鄰居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
張：你能否具體談談你的小說和你的家鄉，也就是你與自己所出生的那個村莊的關係？
閻：我家住在一個鎮子上，那是一個很大的村莊。那個村莊是我寫作取之不盡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話，是我寫作的一切的靈感之源。那個鎮子奇妙無比，任何現實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誕的、合理的。比如：二十八年前，我當兵時村裏是六千口人，過去了將近三十年，村裏仍然是六千口人。三十年時間，村裏興旺發達，人們不生不死。村裏已經二十年沒有一對新人結婚，沒有一對年輕人去領結婚證。
張：這是為什麼？
閻：道理非常簡單，新人不領結婚證，就沒有計劃生育的問題。老人永遠不死，就沒有調整和上交土地問題。所以，我說中國的社會你們無法想象，表麵混亂，而內在裏自有其秩序。婚姻是人生大事吧？有結婚證才算合法吧？可你領結婚證就有計劃生育的問題，不領結婚證，完全回到新中國成立前的鄉村儀式結婚中，兩家人坐到一起一商量，雙方認可了，請親戚、鄰居來吃一頓飯，喝一場酒，這就“合法”了，男女可以住到一塊了，可以生兩胎、三胎、四胎了。我隻講這一點，你已經不難想象我的小說為什麼是你說的那個樣子、而不是別的樣子了。我經常說，對我來說，我不會沒有故事可講，不會沒有東西可寫，隻要我每年回到生我、養我的那個田湖鎮上走走、看看，聽我母親、姐姐、哥哥和鄰人們說幾句話，千奇百怪而又真真實實的故事和情節就如賽跑樣往我的頭腦裏跑，往我的頭腦裏鑽。寫小說、寫那樣的小說，不是我去選擇它們，是它們選擇了我。不是我要把小說寫成這個樣子，是生活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是生活必須讓我寫成這個樣子。我的小說構思，就是做到如何不違背生活的內在邏輯就行。抓住生活的“內在邏輯”，而非表麵人人都可以看到、感受到的生活邏輯，這是寫作的關鍵，構思的關鍵。
張：寫作中總得有一個最直接的靈感，有個靈感的導火索。那你寫作中的靈感和衝動是怎麼來的？長篇需要一個孕育，一個等待，包括你對下一個長篇的等待，是你等待長篇，還是長篇等待你，這是說不清楚的，需要一些鋪墊和積累，那麼短篇和中篇當然也包括一些長篇寫作，我還是相信靈感的突然襲來，噬咬著你，折磨著你。你的鄉村，你的土地給予你多大的靈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