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多麼厲害哦，它是一把鈍刀，又是藝術的無刃之刀。它會穿越時空，要麼慢慢殺死你的小說，使你的小說再也沒有生命，再也沒人閱讀；要麼慢慢拉長你小說被殺死的時間，讓你的小說永生或者有較長的生命，有不算太多卻是不斷線兒的讀者。無論是你小說的被批評、爭論、褒獎，最終都得經過時間這把鈍刀之刃。
一、直麵現實，是拿頭撞牆的藝術
張學昕閻連科
張：有人曾將你二十年的寫作分成了三個時期：“溫情時代的抒寫”、“激情時代的抗爭”和“平靜時代的沉思”。意思是說，你現在進入了一個平靜的寫作時代，你的沉思是內心平靜時期的沉思。對於這一點我有不一樣的看法。我覺得2000年以後，恰恰是你最不平靜的一段時間。在這個時代的氛圍中你真正地沉靜下來了嗎？我想，你的沉思源於你對不平靜時代的思索，包括對人性、對人的命運的焦慮。那麼，從1997年寫完《日光流年》，到2000年《堅硬如水》完成出版，我覺得你越來越不平靜了。後來的《受活》、《丁莊夢》，整個兒就是對人性、對人的生存困境的內在焦慮，你的這種狀態實際上是一種十分焦灼的狀態。閻：這個平靜，指的是寫作表麵狀態的平靜，是做人的平靜。而你說的焦灼，是就內心而言，是寫作對現實和存在的不安和焦慮。的確，就近年的寫作而言，我的寫作是和現實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要表現是和現實存在越來越緊張的關係，這種關係在生活中還好，到了寫作中就越來越無法平衡，無法安靜地存在。現在，還很難說這種緊張的關係是好或不好。對於寫作，在緊張的關係下出過偉大的作品，如魯迅的全部創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還有托翁的《複活》，其實都是在某種緊張的關係之下的寫作，但我覺得我在處理這種緊張關係中，平靜少於急躁，這對寫作非常不利。
張：是啊，許多作家一直都在處理一個作家作為寫作者和現實的某種緊張關係。對於你而言，我在思考這是怎樣的一種緊張關係。我感覺到，從1997年的《日光流年》開始，到最近的《丁莊夢》，你對於現實一直是焦慮不安的、尖銳矛盾的。直麵存在，介入現實、介入生活的衝動異常地強烈，所以，我也常常思考：一個作家沉迷現實，他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想象力發揮到最好的狀態？
閻：就我來說，和現實的緊張關係，除非不寫作才會緩解，隻要你坐在書桌前麵，這種和現實的緊張關係馬上就會表現出來。《日光流年》還相對平靜一些，從《堅硬如水》開始，到《受活》，再到《丁莊夢》，這種關係如你所說，不是緊張，而是有些尖銳了。緊張、對立、尖銳，是好事，也是壞事。就像是一根繃緊的弦，繃緊必須有一個度，過鬆時拉不出好的音韻，過緊時一觸即發、一觸即斷，可能什麼音韻也沒有了。我現在的狀況是我自己還不知道是太緊還是不夠緊，有沒有到那個恰到好處的“緊之度”。但某種急於表達的急躁是非常有體會的。無論如何，寫作必須有某種創作衝動，但衝動不是表達的急躁。我想在以後的寫作中應該盡量緩解一下我和現實的某種關係，從而緩解寫作表達的急躁和不夠從容，把握好這個“緊之度”。
張：就你談的這個“緊之度”——直麵現實來說，我覺得它已經使你的整體的敘述節奏也變得急促起來，結構也越發有些“堅硬”，似乎你要直奔某種精神和存在現場。這個東西為什麼會形成這樣啊？
閻：說到底，直麵現實，其實就是作家用頭撞牆的藝術，你覺得我的敘述急促了，結構“堅硬”了，也許就是我“撞牆”時太當真了。你真的拿作家之頭去撞牆時，其結果必然是頭破血流，效果則適得其反。而你用藝術之頭去撞現實之牆時，其結果可能是事半功倍、力拔千鈞。我說過，我在寫作時是個非常笨的人，很多道理明白，實踐時又不是那麼回事兒。比如說，如果我和現實沒有這種緊張關係，沒有這種對立關係，寫作對於我而言就沒有特別大的意義。當然有人也寫得很好，比如沈從文、汪曾祺，他們和現實沒有這種直接、緊張的關係，也寫得非常之好。可是我卻不行。沒有這種關係，我就無法寫作。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無論是你的人生經曆也好，你的閱讀經曆也好，寫作經曆也好，你都到了應該明白一個道理的時候，即“鄉土文學”應該有第三條路可走。沈從文的寫作道路肯定不適合於我，魯迅的也不適合於我。現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學，不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也不是解放後的五十年代。文學是經過九十年代的各種借鑒、融合之後到了二十一世紀，“鄉土寫作”應該走出魯迅、沈從文之外的“第三條路”來。這“第三條路”是什麼樣子我們不知道。但你必須要一步一步去摸索，去探索；一步一步去思考。有一種文學從陶淵明開始，到李漁，到周作人，再到沈從文，以及汪曾祺，也包括孫犁的寫作——這樣說我知道不準確，可這樣能說得清楚些——就是說，他們一路走下來的這條文學之路，對我是不合適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像魯迅這樣的作家，他的寫作之路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屈原，這條文學線索一路下來，大致為我們的“鄉土寫作”規定了兩個寫作方向，兩種寫作方式，兩條寫作道路。這兩條道路我們走了這麼久，“第三條道路”應該產生了，應該到了越來越清晰的時候了。當然，我的小說不能說是從“第三條道路”走過來的，我們不能擺脫對沈從文和魯迅的喜愛，也無法擺脫他們對我們的影響。每個作家都無法擺脫文學史對你的影響。但我真的希望看到與他們完全不同的鄉土寫作，看到那種全新的“第三種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