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對我來說，我是不願這樣的。我不太願意讓人說看幾句就知道是我的小說。至少我現在覺得，《年月日》、《日光流年》是一套語言方式，而《堅硬如水》、《為人民服務》是另外一套語言方式。《受活》又是其他的語言方式。這其中的差別對我非常重要，沒有差別，我無法寫作。
張：我知道，你總是試圖不斷地尋求著變化。不管怎麼說，像你們這批作家，莫言、格非、蘇童、餘華等，就是說你們不論怎麼寫，我覺得都是在使用著一種真正的文學語言，怎麼處理都是文學。但是有些作家，甚至寫了一兩千萬字，出了一堆文集，但有幾篇是真正意義上的小說呢？無疑他製造了大量的語言垃圾，那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說過，許多作家終其一生沒有解決一個文學語言的問題，寫作首先要看語言是不是你自己的、個性化的、屬於你獨有的、別人很難模仿的，否則就不要去寫作。上次我和李洱談過，我說，你的《花腔》是一部別人無法模仿的小說。他聽了很驚異，說那不好，那很危險。就是說，一個作家的寫作，他的結構，敘述方式，他的語言，他的整體的風貌，風格是可以、能夠被模仿好，還是不可以被模仿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如說托爾斯泰是不能被模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可以被模仿的。托爾斯泰的東西像神一樣，那種龐大的東西，包括那種節奏，那種氣勢，都是很難模仿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東西都是可以模仿的，甚至像博爾赫斯都是可以被廣泛模仿的。你說誰還能再寫一部《花腔》呢，再寫一部《受活》呢，你再找一個作家，按照你這種方式，盡管偽飾一下，變化一下，人們依然會看到《受活》的影子。寫作就是這樣殘酷，許多文學敘述方式都是一次性的，絕不能重複使用。
閻：李洱是我的同鄉，是我以為最可能有大出息的河南作家。關於能不能模仿，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比如說沈從文的語言是可以被模仿的，可以延續下來；但是魯迅的語言就難以模仿，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張：學習魯迅的小說，需不需要把《呐喊》、《野草》背誦下來？是不是背下《呐喊》、《野草》才能理解魯迅的語言呢，我覺得可能從另一個方麵是有道理的，爛熟於心，包括那個語言，那個句式，那個字，那個詞，那個感覺，那個節奏，魯迅彌漫在文字中的那種氣息，那種信息，那種韻律，那種意蘊可能全部都在其中，也許就有人突然開悟了，背會了《呐喊》，也讀懂了《呐喊》。我覺得，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樣做，等於是對魯迅的一種極其淺薄和庸俗的理解。對於一個作家的理解和感悟，我認為，主要還是要從精神的層麵去體會，那應該是一個心靈對另一個心靈的精神燭照。如何感受一個偉大作家的偉大的語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閻：還是不要把魯迅神秘化了為好。一個作家寫東西的時候沒有那麼神聖，也沒有那麼神秘，包括《野草》在內，比如說到“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一株也是棗樹”。有人說他是因為看到了這樣一句話，才開始寫小說的，這也太小兒科。比如咱們今天說語言的通感啊什麼的，在魯迅的小說《藥》的結尾，有這樣一段話：“微風早已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一絲發抖的聲音，在空氣中愈顫愈細，細到沒有，周圍便都是死一般靜。”“發抖的聲音……愈顫愈細，”我們能就此說魯迅的語言通感如何如何嗎？通感這樣的東西，實際上在日本的“新小說”裏遍地都是，他們使用得非常明確，魯迅的使用隻是一時的靈感閃現。沈從文的小說中寫到一個妓女對那個男的講：“我現在還年輕，等我長枯的時候你還愛我嗎？”這個“枯”字用得非常好，可我們能由此就把沈從文的語言神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