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這個問題很難回答。當然，如果不怕簡單化，我想或許可以從兩方麵來看，一是時機，二是接受者的取舍(一定意義上二者相輔相成)。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和略薩都是在八十年代初中期進入中國讀者視閾的。當時任何作品都是動輒幾十萬冊的印數，而我們的閱讀心理也僅次於生理饑渴。可惜這樣的好時光很快就過去了，他們幾個算是先入為主，占盡了天時。這是時運。從接受者的角度看，情況就不同了。中國讀者的審美和閱讀傳統常在大開大合、大起大落和探賾索隱、細致入微兩極搖擺(或者我們前麵說到的“宏大”和“小我”)。從這個意義上說，馬爾克斯和略薩是一個極端，博爾赫斯是另一個極端，正好滿足了我們的嗜好。卡彭鐵爾、富恩特斯、科塔薩爾之類的中間因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但實際上一種文學的崛起是需要團隊的。這好比金字塔，基礎愈大，塔尖才可能愈高。薩拉馬戈、阿連德等其他成名較晚的西葡語作家，在中國更是錯過了良機。在目前這個多元世界中，哪位外國作家想要達到馬爾克斯、博爾赫斯那樣的影響，恐怕是無有可能了。
閻：人有命運，作品其實也是有命運的。一個好的作家寫出好的作品，也許還需要這個作品有好的命運，生逢其時。俄羅斯作家安德列·別雷的《彼得堡》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是齊名之作，其問世時間，比上兩部還早，可在中國，命運就大不相同了。
眾議，在這一章節，最後問你一個有趣的問題：馬爾克斯在中國和世界上似乎有口皆碑，可不少拉美同代作家，好像並不那麼推崇他。比如略薩，我們可以看到他不斷談到博爾赫斯，卻很少談及馬爾克斯。這是為什麼？
陳：這同樣是個難題。在你之前，學界也曾有人問及類似問題。記得當時我的回答是“隻緣身在此山中”。我的一位前輩說過，翻譯要無我，創作要有我。這是從王國維那裏引申過來的。這確實很有道理。有時我甚至想把創作“要有我”變成創作“要唯我”(隻要不是唯我獨尊)。具體到拉美文壇，情況比較複雜。應該說奮鬥時期，即“文學爆炸”時期，拉美作家曾經空前團結。除了博爾赫斯等個別作家，絕大多數拉美作家有過一個很長的彼此尊重、互相勉勵的階段。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有幾個出名了，而且名氣大得不得了，比如馬爾克斯。所謂高處不勝寒，無論自己還是別人的心理都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文人相輕；或者，可以同患難，不可以同享樂的情況不僅中國有，全世界都有。至於略薩和馬爾克斯的關係，卻是可以寫一本書、拍一部電影的。他們曾經情同手足，後來又太親而疏成了冤家對頭。導致他們反目成仇的原因可能很多，有人說是因為略薩懷疑馬爾克斯橫刀奪愛，愛上了胡莉婭姨媽。但最重要的，在我看來，還是成名以後二人在文學理念和政治觀點上的巨大差異開始彰顯。馬爾克斯在政治上一直偏左，並與卡斯特羅保持著親密的關係；而略薩卻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右轉，還一度代表秘魯右翼政黨競選過總統。適值“意識形態淡化”(其實是跨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消解了以蘇聯為代表的另一種意識形態)，略薩便開始創作帶有明顯小布爾喬亞情調的作品，並大談博爾赫斯。近來他們的關係發生了些許變化。除了略薩的創作有回歸傾向外，征兆之一是去年為慶祝馬爾克斯八十壽誕推出的《百年孤獨》四十周年紀念版收入了略薩的評論。
三、翻譯文學：中國當代文學振翅的一翼
陳眾議閻連科
閻：無論如何，翻譯作品已經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寫作的一大資源。我個人對翻譯家充滿了感激之情。可以說，沒有他們的勞動，就沒有我們今天文學的繁榮。現在我們談談翻譯的情況。你能評估一下現在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作品的翻譯盛衰情況嗎？翻譯是更豐富了，還是更狹隘了？原因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