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關鍵是國家的強盛。當老外們不再以獵奇或者別的目的觀望中國文學時，翻譯就不再是語言問題了。隻消看一看當下美國文學的翻譯出版情況，這一點就昭然若揭了。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不認為當下的中國文學比西方文學或拉美文學遜色。在我們的隊伍中不乏優秀作家，比如你，再比如莫言(恕我不能一一列舉)。你們足以同世界上最優秀的作家媲美。這決不是恭維之詞，時間會證明這一點。
具體到中譯外，譯界內部也有不少的爭論，比如重形似還重神似，主直譯還是主意譯之類的爭論，隻要方法得當，應該是大有裨益的。但令人憂心的是打棍子、扣帽子，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批評。理想的境界當然是形神兼備，但是談何容易！用楊絳先生的話說，翻譯是戴著手銬腳鐐跳舞，或者同時伺候兩個主人(一個是作者，一個是讀者)。因此，翻譯工作者的責任和義務應該是盡量追求形神兼備。較之一個世紀前外譯中的情況，目前中譯外的水準還是相當不錯的。因此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地位不賴漢學家。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以及日漸升溫的海外漢語熱，過不多久我們就有可能迎來中國文學在全世界的第一個熱潮了。為了它的早日來臨，同時也為了把我們最好的作家作品介紹給全世界，包括翻譯界、研究界在內的中國文學界應效法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拉美作家，互相勉勵、互相支持。靠單打獨鬥是很難成大氣候的，即便有朝一日得了諾貝爾獎，也未必就能成為經典。而要推動目前的工作，使中國文學大踏步走向世界，除了仰仗國家綜合實力的發展、漢語地位的進一步提高和我們作家的不懈努力，還要想方設法多宣傳、多譯介我們的優秀作家作品，尤其是以非官方的形式。外文所和我本人正在力所能及地做這方麵的工作，希望不遠的將來可以有所成效。歸根結底，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即繁榮和發展中國文學及文化事業，而不是為他國錦上添花。
四、中國當代文學內在的缺失
陳眾議閻連科
閻：前段時間，我看了你的《西班牙文學——黃金世紀研究》，這本專著對我很有啟發。尤其是其中的“黃金定律”一節。我說它是這本專著中的黃金章節、黃金文章、黃金論說。你用那麼明了的語言，把十九、二十世紀複雜的文學走向和偏頗說得那麼清楚。我希望你能把“黃金定律”在這裏複述一下，使更多的人能夠分享你對文學的思考。
陳：這一節的確是我經過多年思考慎重提出來的，算是一家之言。文學討論中常有外在、內在之爭，其實所謂外在和內在就像形式和內容，有時是很難截然分開的。但同時它們又是關係微妙的不同存在。我在那裏試圖通過情節和主題兩大要素把外在和內在聯係起來，發現並且梳理它們此消彼長的過程。這與你曾經說到的個性、民間、土地或者靈魂、人民、民族等概念是不謀而合的。除了情節在文學史上的逐漸淡化和主題在文學史中的逐漸強化，我探討的另一個文學發展規律便是大我(集體意識)的逐漸隱退和小我(個人主觀意識)的日益張揚。但文學的存在理由和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其不滅的理想主義精神。這種理想主義蘊涵著廣泛的人道主義和集體主義。無論在拉美，還是在俄羅斯，或中國現當代優秀作家身上，都彰顯著一個大我，一種人道主義和集體主義。
閻：情況正是這樣，我以為在今天中國如此喧囂和浮躁的社會裏，那些純粹的作家，尤其是那些執著於表達內心的存在和感情及其在曆史和社會中的焦慮和不安的作家，之所以還在不懈地寫作和努力，正是因為你說的不滅的理想主義火炬的燃燒。無論是你說的“大我”或說“集體意識”，“小我”或說“個人主觀意識”，無論是此消彼長，還是彼消此長，但在中國文學中，那種理想主義精神，始終是在扭曲中被認識和理解的。魯迅是有理想主義精神的，他那麼尖銳地批判我們的社會，就在於他沒有絕望，自始至終都懷有對民族的愛和希望。他們那一代作家，對土地、人民和民族的理想和悲憫之情，我以為直到今天，我們的寫作情懷，還沒有完全繼承下來，還差之甚遠。對於現代文學，我總是說，最需要我們學習的是他們的愛和情懷，是那種不滅的理想主義精神。可是，我們忽視了這一點。甚至是蔑視了這一點。這是當代文學中的一個內在的缺失。第二種缺失，可能就是你理解的那種寫作上的對“情節”的疏忽和淡遠。關於“情節”，你以為中國當代文學讀者的萎縮除掉外在的因素，就寫作本身，與作家對“情節”的理解有偏頗和有意的舍棄有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