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實主義，我想應該有個簡單的說法。即：在創作中摒棄固有真實生活的表麵邏輯關係，去探求一種“不存在”的真實，看不見的真實，被真實掩蓋的真實。
一、當代文學漫談
閻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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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當下的邊上，去談所謂的當代文學，實質上頗類於站在還不到秋季的果樹下，暢談未來並不確定的豐景樣。那所謂的當代文學，其實就是現今現時的一種籠統創作。仿佛，隻要有當下的存在，就必然有當代文學的存在，哪怕文學隻是一堆喧虛的文字或板結的垃圾，因為有時代景況、時間實在和文學理論的筋骨存撐，當代文學就有了文學的環光和文學史流彩的意義。和樹木必然會因為歲月成為他物一樣，當代文學似乎也多少含了物質不滅定律的生命轉化，隻是那棵樹木、那片林地，在未來是轉化為普通的家具，或是房梁檁木，那就是另外的他說別議了。《詩經》也曾經是過當代文學；唐詩宋詞也曾經是過當代文學；明清小說在明清的年月，自然也是那個日月歲時的當代文學。我們曾經掛在嘴上被奉為大師的魯、郭、茅，巴、老、曹，無論今天他們的聲名和作品，遭遇何樣風雨和口水的洗劫，該立的立起來，該倒的倒下去，但他們都曾經是過往的當代文學中的鐵和木。今天的我們，如此鍾愛沈從文，鍾愛蕭紅和張愛玲的創作，宛若鍾情於故宮偏房中的錦繡華麗，可無論如何地開口說話，他們和他們的作品，作為當代作家和當代作品生命於世時，也是那一時節當代文學異音的豐饒與高歌。再去說1949年之後的“紅色經典”、“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等，在其以當代文學的容顏問世時，也都是紅火熱辣，蒸蒸日上，有著吃過唐僧肉的發酵，仿佛每一粒文字，每一式樣句，都如仙丹般光亮久遠，生生不息。然而，隨著歲月的疊加更替，時代如日月黃昏般你來我往，七上八下，霞光轉為浮雲，浮雲也閃現了霞色，終於的，也就讓我們看到，一旦當代文學脫去當代的衣著，走入時間移後的序列，有的高山依然高山，海大的依然海大。而有的，曾經繁茂的林地高木，也不過是歲月曆史中的一片枯腐荒蕪。曾經是當代文學中的赫赫巨匠，後來也就是文學史中的一樁枯木而已。曾經是一個輝煌的時代，後人卻發現那不過是一段虛腫的年月，仿佛文學股市的泡沫，終將會有一日的坍塌和幹癟的落實。
這不免讓人想到今天的當代文學。
人總是要有命運的。當代文學也是有其命運的。“有的人死了，他卻永遠活著。”之所以永遠活著，那是因為他真的活著時，有著後人不可替代的獨特性。而文學——當代文學，倘是渴求在時過境遷之後，還可真的活下去，那自然也須它表現出某種無可替代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不是一時一地、一個作家獨具個性的獨特性，而是一個時代、數十年、乃至上百年作家群體、文學集體的獨特性。隻有這日月同輝的獨特性，才是當代文學最為正天正地、大天大地的當代性，而不僅僅是時代中的時間性與事件性。
唐詩整體的獨特，自然不簡單是因為一句話是五個字或是七個字，不是平仄音律的嚴整和規範，約是那詩句中集體神韻的味道和豐富，是把中國漢字意韻共同推向高峰的不可比攀性。明清小說的獨特性，不簡單是後人把短句變成了長言，把詩韻詞意變成了藤纏蔓繞的故事，而是沿著故事的路徑，開始了寫作對人和社會未曾有過的認識和想象。屈原因其在當代時對現實的悲憤而在後世永遠獨特著。李清照因在她的當代對人生的寂傷而在後世獨特著。湯顯祖和關漢卿，他們當年的嘹亮，因為穿透了俗世而到今天依然獨特嘹亮著。說起文學來，總是要和具體的作家、作品糾繞纏連在一起。當談到現世現時的當代文學時，比論最多的，自然是要和三十年代的魯迅、沈從文、周作人、老舍、蕭紅、張愛玲等等尺寸並論後，而顯出彼此的高下曲直來，仿佛今天的作家，果真男的沒有當年人家的個子高，女的沒有當年人家的貌樣秀，可卻忽略了三十年代文學集體最為獨特的一點是，他們身處那樣蕩動不和的時代裏，成就多是通過散文和中短篇小說表達出來的。在他們的散文和中短篇創作中，幾乎每個人的寫作目光都在追尋和探討他們自身和其精神與所處時代的關係到底是個什麼樣。而今天，組成當代文學的作家們，他們作散文，寫短篇，製中篇，最終的成就多要移往長篇上。而長篇和中短篇的寫作是完全不能一樣的，長篇可以讓你在敘述、形式上左騰右移地探索和實驗，中短篇也可以讓你嚐試和實驗，但那個平台要小得多，這就要求你要把目光更為聚精會神地焦在某一點。比方說，小舞台是更能讓人集中目光的，可是大劇場，一不留神觀眾就望到了別的地方去。說長篇，也就像了那個大劇場，人聚多了，目光並不一定都能焦在舞台上。還有更為內在的，在今天的長篇創作中，我們確實不知道大家共有的某種獨特是什麼，讀者失去了對作家共有特性的掌控和把握。我們能說出每一個作家鮮明的差異和個性，但卻死去活來的，不知這些作家的個性彙在一起時的共性與獨特是了什麼呢，如了溪流汩汩潺潺的響，相彙後卻不是奔奔騰騰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