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代文學，有兩種境況有趣而尷尬：一是一部作品出來後，會被各種各樣的媒體貼上各種各樣的標簽；會被博覽群書的批評家，雲纏霧繞地把你的作品和國外的名家名作相聯係，抽絲剝繭，順藤摸瓜，終於發現你的寫作來源於西方或拉美的某某作家或作品，發現你和國外某個作家、某部作品的相似性，和某種主義、旗幟的關聯性。以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為例，中國作家至少有十人以上的十幾部作品曾被冠於“中國版的《百年孤獨》”那樣的話。還有福克納、海明威、博爾赫斯、卡夫卡、法國新小說等，都是最常被媒體和批評家相葛相牽的對象與源頭。當年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和塞爾維亞作家帕維奇的《哈紮爾辭典》所掀起的風波與官司，就是這樣的批評與反批評的論戰結晶與成果。之後莫言、餘華、蘇童、格非、劉震雲等以及後來的畢飛宇、東西、鬼子、李洱、麥家、衛慧、棉棉、魏薇、戴來、金仁順等，其作品被議被說時，都必然會把其作品和國外某種主義、某個作家的作品相牽比，仿佛中國當代的批評家，不把話題扯到外國文學那兒去，就無從提筆寫出批評的文章來。還仿佛，中國作家果真是沒有國外作家的啟發與開悟，也就構思不出自己的小說來。什麼現代主義、後現代、垮掉一代、新小說、新感覺、存在主義、自然主義、神秘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如此等等，八門五花，琳琳琅琅，讓人眼花繚亂，星月不明，而且這樣的氣象與風尚，二十年不變，水有源頭，金湯固若，讓人覺得中國作家真是笨極了，拙到了極致裏。新時期文學晃眼過了三十年，他們到今天，到現時，都還跟在別人屁股後麵叭兒叭兒地走，就是寫不出“自己的”小說來，寫不出獨屬於中國作家自己的當代文學來。
另外的景況是，不把你的寫作與國外作家相聯係，但卻無論如何要把你的作品與傳統經典相扯相牽著。比如賈平凹的寫作與明清小說，《長恨歌》與張愛玲，詩意、憂傷與美的類別創作與沈從文。與國外聯係也好，與傳統牽扯也罷，現在要說的是以下幾點：
(1)中國作家離開外國作品還會不會寫作了？
(2)中國的批評家離開外國理論還會不會說話了？
(3)當代文學除了傳統和西方的影響外，它獨有的個性、價值是什麼？
(4)與傳統和西方文學相比較，是當代文學本來就沒有獨特性，還是已經存在的獨特性沒有被批評家們發現並用自己的理論、主義命名和析理出來呢？直白淺見一點說，究竟是作家太笨了，還是批評家本就沒有獨自批評的寫力與慧識？
就當代文學論，是作家蠢笨還是批評家笨蠢已經沒有意義了。擺著的事實是，作家的寫作和作品被媒體和批評家冠以“中國的某某某”和“某某主義”時，媒體和批評家對你和你的作品是多有讚許的，而作家本人也是樂意接受並麵色紅潤的；當批評家說你的寫作和偉大的中國傳統聯係時，作家也是自得樂意並感到榮耀的——當然間，這兒要把《馬橋詞典》和《長恨歌》除外去，韓少功並不承認說《馬橋辭典》與《哈紮爾辭典》有關聯；王安憶也不認為自己的寫作與張愛玲有聯係。他們說他們的寫作是他們自己的，而非別人的。其餘別的作家們，麵對批評家的命名與牽連，倒都是賜授者恩在其中，被授者笑在其中。授者樂授之，受者樂收之。也因此，在當代寫作中，基於這一點，王安憶和韓少功，倒更多地顯出了各自濃烈的清醒與性情。
問題就從這兒出現了。我們當代文學的創作，與傳統和世界文學相論時，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獨特性，有多少自己的獨特性。有也好，無也罷；多也好，少也罷，當代寫作應該洞明豁然的是，無論如何說，這種獨特還沒有濃重到讓人一目了然、不可忽視的田地裏，如同山脈突兀在平原上，讓人不能視而不見，不可繞而行去。分析當代文學的獨特價值還可忽略的緣由是，我們不能不回到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學的那個發軔期，英姿勃勃，青春厚重，各種流派與主義也是朝發夕至，百舸競流，當那一時期被稱為“文學的黃金期”往過之後，最值得回味和稱道的，可能是從那時開始的兩種寫作，即：“尋根文學”和“新探索”小說。今天的文學狀況、格局和大多數作家寫作的秘徑路途，其實都和當時的這兩種文學寫作相聯係。前者尋找的是文學的傳統之根，後者探尋的是文學的外來之源。應該給這兩種寫作補發中國各種文學獎之外的“當代文學貢獻獎”。因為，是這兩種寫作如同靜脈、動脈的血管樣，讓今天的寫作縱與傳統、橫與海外發生了供血的聯係。然而，我們也必須意識到，今天的寫作已經遠非“尋根”和“新探索”那麼機械、簡單了，作家早已把包括這兩種寫作經驗在內的多種寫作經驗進行了整合後的創新與創造，已經有了自己的配方與新釀，隻是這種新釀總是被批評家的論說習慣性地裝入他們的老容器。有作家已經開始清晰地意識到，當代文學已經從外來寫作中汲取了過多、過剩的經驗和給養，再這樣一味地汲下去，而不進行汲取後的發酵、改良和創造，他們筆下創作、描摹的，將不是中國的人形，而是外國的胖子了。為什麼汪曾祺的作品會如此受當代作家喜愛和推崇？除了他確實寫得清秀古法外，更多的還是當代作家意識到了自己的偏食不均、外來痕跡過重。莫言在他的《檀香刑》後記中稱自己的寫作是一種“大倒退”，在《生死疲勞》中不僅使用純正中國式的“六道輪回”去結構故事，還不惜對現代年輕讀者閱讀的傷害，用章回體進行篇章寫作。這種明確的努力，是莫言寫作的一種大智慧，是他的清醒與明洞，可惜讀者和批評家忽略了這一點。